漢高祖研究 第一章

1.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它不只是中國偉大的史學著作，也是中國偉大的文學作品。基本上，它是客觀的歷史活動的記載。唐劉知幾論良史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清章學誠又加之以德。這才、學、識、德四大要素，司馬遷可謂兼備一身。

   在秦末楚漢紛擾之際，群雄並起，中原逐鹿，最受後世矚目的莫過於楚漢相爭這段史實。中國歷史上，漢高祖劉邦是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司馬遷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中，對劉邦以一介平民，能在數年之間，起義反秦、入咸陽、降子嬰、戰垓下、敗項羽，而一統天下，建立西漢帝國，以懷疑的口吻云：「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受命而帝者乎？」根據歷史的記載，不論是以德服人或是以力建國，都必經過數十年，甚至於十餘世的經營，才能一統天下。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 

   
   

   據是，不論是「虞、夏」或「湯、武」，都經過「積善累功數十年」或「修仁行義十餘世」才能登上帝位，獲得天下；秦始皇之能「并冠帶之倫」，也是「起襄公……，百有餘載」，才能一統天下，可見統一天下是多麼不容易。但劉邦卻「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劉邦的成就，超出歷史的規律，所以後人對於劉邦之能平天下，創造出平民建國的歷史先河，定有其討論研究的需要。

   關於劉邦的研究，近年來，大陸與台灣學者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概括言之，可分為劉邦個人特質與劉邦集團層面二方面，就前者而言，大都偏向劉邦的性恪與政治才華進行論述與發揮；就後者而言，多是以劉邦及其所領導的劉氏集團為研究議題，不論何者，對於漢高祖劉邦以平民建國史實的瞭解，都有一定的助益。然而就漢高祖建國期間學術思想的研究，稍嫌不足，就漢高祖何以得天下、漢高祖的帝王之道、漢高祖分封諸侯王源流之探討、漢高祖分封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以及秦楚漢之際諸侯王之貢獻，雖有學者探討，但多半只就單項主題進行論述，對於上述與漢高祖相關的議題，尚有論述與開拓的空間。筆者檢示國內碩博士論文，發現至目前為止，並無任何人撰寫以漢高祖為主題的碩博論文，綜合上述因素，遂使筆者產生以漢高祖為主題的研究動機。 

   就學術研究而言，當以「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欲對漢高祖有更深層的認識與了解，最直接的方法還是從〈高祖本紀〉與〈高帝紀〉開始。筆者即在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下，擬從歷史與文化思想的角度，將論文題目訂「漢高祖研究」，對上述諸多議題，依史料的爬梳剔抉、參互考尋、闡究精微，期能對漢高祖劉邦作全面的分析，進而闡明其在中國歷史上以平民建國的歷史意義。並盼此一研究，可以提供讀者深刻印象暨認識太史公的歷史觀，並為學者研究漢高祖劉邦開闢一新視野。

   
   

   第二節　太史公以互見法突顯高祖形象

   
   

   在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之前，首要先對太史以公的互見法略作說明，主要原因在於，太史公在寫作時，即以此法突顯漢高祖之形象。本論文對漢高祖研究的探討，也多以太史公的互見法，做為論述的依據與佐證，以知太史公之本意。

   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以理性的記述和形象的刻劃，詳盡描寫了劉邦由斬蛇起義、入關滅秦、楚漢相爭、戰勝項羽、稱帝建漢，以及誅殺功臣，穩定漢初局面的種種過程，表現出劉邦「意豁如也」的帝王氣度。但司馬遷往往在寫作技巧的取材上，以不同資料，描寫不同人物，是非功過，各以不同筆法，托出不同人物，表現不同性格，適時將隱諱的部份散於他傳，以達到一定隱諱目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其以互見法運用在高祖劉邦而言，有著高祖的縱横捭闔、雄才大略；又能看到他的機狡權詐、卑微渺小。兩者合觀，顯示出這位秦漢之際風雲人物的雙重人格。對於高祖之能從眾人之中脫穎而出，登上皇帝寶座，必然有其得天下的個人因素。劉辰翁曰：

   
   

   後之為史者，但曰還沛，置酒，召故人，極歡云云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見，直至空縣出獻，已去復留，其中與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發奧），言笑有情，少可及此。

   
   

   據此，則知史公從細微處觀察入微，從「發沛中兒，教歌」至「與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云云，若非有敏銳深刻的體驗，高超的寫作能力，是無法寫描寫的如此「平易近人」，劉氏的評論可謂公允中肯。吳見遠對太史公描寫高祖劉邦的筆法，亦表敬佩之意：

   
   

   高祖開創之時，事務很多，多則便難摶捖矣。看他東穿西插，縱橫不亂，如綉錯，如花分，突起忽住，絡繹不絕，如馬跡，如蛛絲；或一齊亂起，如野火，如驟雨；或一段獨下，如澄波，如浩月，萬餘字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辦此。先寫項羽一紀，接手又寫高祖一紀，一節事分兩處寫，安得不同。乃羽紀中字字是寫項羽。高紀中，字字是寫高祖。兩篇對看，始見其妙。項羽每事為一段，插入合來，猶好下手。高紀則將事紛紛抖碎，組織而成，整中見亂，亂中見整，絕無痕迹，更為難事。高紀一篇，俱紀實事，不及寫其英雄氣概。只於篇首寫之，如慢易諸吏處、斬白蛇處。篇後寫之，如未央上壽處、沛中留飲處、病時卻醫處。寫其豁達本色，語語入神。紀中插入諸事，亦用「是時」，「當是時」，及「於是」等字，則與項紀同之。

   
   

   吳氏對史公描寫高祖，以「非有神力，安能辦此」八個字來形容，殊允論也。李晚芳則云：

   
   

   《高紀》字字是寫帝王氣象，豁達大度，涵蓋一切，前虛寫，後寫實。前如慢易諸吏，豐西縱徒，斬蛇，沛中多附，後如南宮置酒，未央上壽，沛中留飲，處處畫出豁達大度，病甚卻醫，至死亦不失本色，語語入神。

   
   

   李氏從高祖「豁達大度」的個性，評論高祖的帝王氣象「語語入神」，亦不失客觀公允。近人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有這樣的話：

   
   

   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乎情，肆於心而為文。

   
   

   據是，司馬遷實不受一種已有的、共同的標準的拘束，太史公對漢高祖「劣行」的彰露，並不是單純地否定、批判，而是繼承了古史官的一種記事準則────即「遇事即書」，這樣歷史人物才是一個真實的完整的人物。即使是偉大的人物，在真實的生活中，亦有其弱點與缺點。近人吳福助對於史公如何以「互見法」來描寫高祖，則有頗為精闢的分析：

   
   

   高祖為人，篇中但彰其所長，至彭城敗亡棄家屬於不顧之殘忍，背鴻溝約而擊楚之不信，則於項羽本紀詳之，畏惡猜忌功臣之私心，則於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等詳之；暴猛伉直之習性，則於張耳陳餘傳、周昌傳（見張丞相列傳）、酈食其傳、佞幸傳等詳之，此互見法運用之妙也。

   
   

   近人張舜徽則對高祖的政治才華給與高度的肯定，《張舜徽壯議軒日記》云：

   
   

   暇思劉季亦是人傑，三代下善治民馭下者，蓋未有可與驂靳之人。桓君山既頌其獨識大體，李德裕又稱其善駕御英傑；苟能綜其行事以簡明之，足以裨益政事，惜今之治史者鮮齒及之。

   
   

   張氏認為劉邦是「三代下善治民馭下者，蓋未有可與驂靳之人」，又引桓、李之語，「獨識大體」與「善駕御英傑」，表達出對劉邦治國的肯定。在司馬遷筆下，我們可以看到劉邦特殊的性格與他政治才華的結合。但由於司馬遷忠於史實的實錄精神，對於劉邦的狠毒、狡詐、無情、無信同樣地給予揭露。對此，清王鳴盛表達了他的看法。《十七史商榷》云：

   
   

   漢始終惟利是視，頑鈍無恥，其言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羽少漢王十五歲。〈項羽本紀〉：「初起時年二十四，時高祖年三十九。又徐廣注：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已嵗生，漢五年之十二月死，時年三十一。」時高祖四十六。如其言，則漢王兄、項王為弟矣。鴻門之會，自知力弱將為羽所滅，即親赴軍門謝罪，其言至卑，屈讓項王上坐，己乃居范增之下，為末坐。縱反間以去范增，用隨何以下黥布，有急則使紀信代死，不顧子女推墮下車，鴻溝既畫旋即背之，屢敗窮蹙不以為辱，失信廢義不以為愧也。若以沛公居項羽之地，在鴻門必取人於杯酒之間，在垓下必渡烏江而王江東矣。　

   
   

   據此，則王氏對高祖「屢敗窮蹙不以為辱」、「失信廢義不以為愧」的行事作風，頗有微辭。高祖劉邦為求勝利，可算是不擇手段，不顧廉恥，尤以「在鴻門必取人於于杯酒之間，在垓下必渡烏江東矣」兩件事情來看，劉、項二人格之差異，何啻天壤之別！在高祖詔策〈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一文，若將詔書內容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之事，與曾欲和項羽分一杯烹父之羹，而甘心食之做對照，更是無比的諷刺。詔書曰：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據此，王文濡註曰：「滿口說孝，口吻不脫自炫其功，擁篲迎門太公，那得不畏」。可見劉邦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似毫不覺羞恥。誠然，人格的高下，並不能決定事業的成敗；甚至可以說，人格高下與事業成敗之間存在著一種反比關係：人格高者不易成功，因為他無法不擇手段，總是有所顧忌，因而很可能放過取勝良機而招致失敗，比如項羽。司馬遷通過二紀所表明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

   在整部《史記》當中，可發現太史公在描寫高祖本身的缺點時，多以「互見法」來呈現。如在〈項羽本紀〉寫劉邦敗亡途中，為自己活命而數次推自己子女下車、項羽為使劉邦投降，威脅欲殺其父，劉邦竟說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顯示出劉邦人格上重大污點，無以對天下；〈蕭相國世家〉寫劉邦猜忌少恩，對漢功臣刻薄；〈留侯世家〉中寫劉邦貪財好色、〈楚元王世家〉寫劉邦久不封其侄，為的是報復其嫂過去對他的不敬；〈張耳陳餘列傳〉寫劉邦對其女婿張敖傲慢無禮；〈劉敬叔孫通列傳〉寫劉邦當皇帝的耀武揚威；〈張丞相列傳〉寫劉邦好色無賴，擁戚姬而騎周昌頸；〈樊酈滕灌列傳〉揭露了劉邦的自私與殘暴；〈酈生陸賈列傳〉寫劉邦蠻橫溺儒冠；而〈淮陰侯列傳〉中則借韓信的口，譴責了劉邦誅殺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一封建社會君臣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的真理。這種互見法，常用「語在某某事中」來提示，某某事即指某某本紀或列傳。就全書而言，這樣的處理，不但可免除本紀記事簡略的要求，也可達到繁簡相配，各得其所。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正是通過這些描寫，揭露了劉邦真實的精神面貌，從而勾消了在本紀中所作的一些神聖頌揚，而這種互見法，顯示出司馬遷特殊的創作筆法，以避諱與嫉惡，不明言其非，不隱蔽其事。補充、闡發了漢高祖殘忍、大逆、刻薄、奸滑、虛偽、好色、無禮等醜陋形象的另一面，故吾人在閱讀《史記》時，切勿只單單欣賞文章的表面，對於《史記》涉列的相關人、事、物應都有所關注，方能知史公其真意。茲以一例作為具體之說明。〈秦際之際月表〉云：

   
   

   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此處表面是說劉邦能成為天子，乃天命所為。史公連續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形容劉邦能以「無土稱王」，乃是受天命而成帝。但在〈高祖本紀〉中，史公又藉與臣子高起、王陵等對話中，說出了自己何以能稱帝的原因：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觀此，則知史公藉高祖自己的話，說出了高祖所以能得天下，乃是因三傑之助，也點出劉、項二人，因性格之差異，是否擅於用人等因素，影響了楚漢相爭的結局。故對劉邦何以能在短短幾年之間，即稱帝建國，至少須瞭解〈秦際之際月表〉與〈高祖本紀〉二者之間所隱藏的涵義，方能曉史公背後之本意。

   
   

   綜上所述，則知史公筆下的漢高祖，有優點，亦有缺點。史公筆下的高祖形象是多樣且豐富寫實，吾等雖無法見高祖其人，但從史公的生花妙筆下之下，則宛見其人、宛聞其聲。高祖本人更宛如栩栩如生於此時代，史公筆法之精妙盡在於此也。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就整個封建統治階級而言，漢高祖的形象，在他們的心中，是和上天和神的形象屬於同等的至尊地位，是封建王朝聖化了帝王的形象。然而，作為史官的司馬遷，能將自己的思想意識從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教化和迷信愚弄中解脫出來，冷靜地擺脫世俗觀念對思想意識的閉鎖限制，從客觀歷史的角度，以非凡的膽識，對劉邦如實的描繪，鑄造出一代開國之君的真實形象。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漢高祖研究，綜觀《史記》一百十三篇，除了〈高祖本紀〉之外，可發現其中所涉及與劉邦相關的篇章超過四十餘篇章。如如〈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武本紀〉、〈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齊悼惠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承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魏公子列傳〉、〈張耳陳餘列傳〉、〈魏豹彭越列傳〉、〈黥布列傳〉、〈淮陰侯列傳〉、〈韓信盧綰列傳〉、〈樊酈滕灌列傳〉、〈張丞相列傳〉、〈酈生陸賈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季布欒列傳〉、〈萬石張叔列傳〉、〈田叔列傳〉、〈吳王濞列傳〉、〈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淮南衡山列傳〉、〈儒林列傳〉、〈佞幸列傳〉、〈太史公自序〉。此外，敘事中有所涉及的還有〈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禮書〉、〈樂書〉、〈天官書〉、〈封禪書〉、〈平準書〉等。總體而言，與漢高祖劉邦有關的篇章，在《史記》中所佔的篇幅已近三分之一的份量，比重不可謂不重。因此，本論文中之主題人物漢高祖，乃以《史記‧高祖本紀》為主軸，而以其它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等與劉邦相關之篇章，做為本論文重要的參考引證資料。

   除了以《史記》為主軸外，另以《漢書》以輔，《漢書》中與劉邦有關的紀、表、志、列傳等史料，則穿插其中，依據所論述的議題，適時的補充說明。再者，古籍的爬梳、專書的探究、期刊的整理與相關學位論文的補充，則作為引用、參考對照與評述之佐證。

   而表格的運用，可將繁雜的史實，化為簡易清晰，對於史實的掌握與比對，有一定的助益。本論文第六章高祖分封諸侯王析論，即多次運用表格，分析秦楚漢之際諸侯王的相關議題，對於楚漢之際分封諸侯王之脈絡，與各時期的分封王國，有較完整的瞭解與認識。本論文附錄一與附錄二，同樣的運用表格，將劉邦家族成員表與劉邦的生年大事，予以詳盡的列表說明。

   
   

   二、歷史研究法

   除了文獻分析法與太史公互見法之運用外，筆者也將適當的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藉由這些史料、專書與文獻的整理，透過史料的爬梳剔抉，將史料有系統地組織，並加以解釋，使各自分立不相關連的史實發生關係，以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或活動，並以歷史與文化思想的角度，對於有關漢高祖劉邦的相關議題，深入進行發掘、分析，歸納與評論，期能對漢高祖劉邦作一全面的分析與探討。並盼此一研究，可以提供讀者深刻印象暨認識太史公的歷史觀，並為學者考察漢高祖劉邦開闢一新視界。

   
   

   三、太史公互見法的運用

   《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吾人可說《史記》互見法是伴隨五體結構而產生，亦依賴五體結構而存在，為具體記述某一種歷史事件或某一人物，其有關的內容不寫在一處，出現在某一部分，而常常是「一事分散數篇」，然後從全書的角度進行考察，則可互見其整體面貌。司馬遷熟練地運用互見法，將歷史素材組織起來，巧妙地塑造了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而又保持了歷史的記實。 值得注意的是，互見法的使用，說明了司馬遷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自覺意識。對此，張舜徽曾有一段詳細的議論：

   
   

   古代歷史書籍，特別是由一手寫成的作品，在組織材料時，有著預定的義例，對於材料如何安排得更合理、更重要，是費了多番考慮的。儘管是一部規格龐大的書，也必然體現出篇與篇之間，錯綜離合、彼此關聯的精神。這一精神運用在寫作上，最早而最成功的，自然要推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已將某段材料擺在甲篇，遇著乙篇有關聯時，便清楚地作出交代說：「事見某篇」，「語在某篇」。例如〈周本紀〉說：「其事在商君語中」；又說「其語在〈始皇本紀〉中」；〈秦始皇本紀〉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呂后本紀〉說：「語在齊王語中」；〈孝文本紀〉說：「事在呂后語中」；〈禮書〉說：「事在袁盎語中」；〈趙世家〉說：「語在晉事中」；〈蕭相國世家〉說：「語在淮陰事中」；〈留侯世家〉說：「語在項羽事中」，「語在淮陰事中」；〈絳侯周勃世家〉說：「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這一類的交代，在全書不能盡舉。都是喚起讀者們不要把每篇記載孤立起來看，應該聯繫他篇來參考問題。

   
   

   據此，不論從人物表現的角度看，還是從反映歷史事件的角度看，應注意篇章與篇章之間的聯系，《史記》的互見結構，既能「不虛美、不隱惡」，真實地表現了歷史的原來面目，完整地反映了歷史事件的全部，又能「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充分地抒發了作者的愛憎分明的激情，高度展現了司馬遷借史抒情的卓越才華。張大可認為司馬遷首創互見法，不僅僅是組織材料，互文相足，從本質上看，它是司馬遷運用歷史比較研究的反映，其主要功在於詳此略彼，便於史事敘條理分明；集中史事，使歷史事件的敘述首尾完具；正名實，於回護之中不失歷史之真；寫人物，是塑造歷史人物的一種特寫方法；兩傳存疑，廣載異聞以備參考等方面。 

   在《史記》中，單篇傳記見人物的主要特徵，整體傳記才見人物全貌，正述在本傳，補充在他傳，各傳互相表裏，各傳互有聯繫。由於司馬遷得心應手地運用互見法，所以《史記》無論在敘述歷史，還是在塑造人物方面，自有其卓越之表現。《史記》中互見法運用方式多樣，所發生的效用也各不相同，吾人關注司馬遷筆下的創作手法時，須透過互見法來探微索隱，才能揭示《史記》中所富有的內在義涵。故在分析司馬遷眼中漢高祖的形象時，則運用司馬遷最長用長於傳人的特殊筆法，即擅用「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的互見法，作為強化主題論述的依據。

   
   

   第四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論文的主題是「漢高祖研究」，在文獻回顧和探討方面，〈高祖本紀〉與〈高帝紀〉與漢高祖劉邦是息息相關的。《史記》中有許多篇章與本論文主題相關的文獻，吾人當從中吸收有關的史料與基本的理念，方有助於研究的發展與深度的提升。茲就最切近本論文研究主題的文獻，略作回顧與探討。

   
   

   一、與《史記》評議、箋釋相關

   〔明〕凌隆稚《史記評林》，首開創以搜集薈萃了由晉代至明萬曆初149家評論，加上凌隆稚自己的評論，共150家，引用書目達140多種，始刊於萬曆四年(1576)，至萬曆十三年(1585)，又經李光縉增補，為吾人閱讀和研究《史記》提供了大量資料，也深受近代研究《史記》學者的喜愛，經常從中汲取養份。

   清人的考證則不廢評論，考中有評，評中兼考，這也是清人研究《史記》的一大特點。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吳見思的《史記論文》、姚苧田的《史記菁華錄》、崔適的《史記探源》、李景星的《史記評議》、王叔岷的《史記斠證》等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這些學者透過《史記》考證與評議，以訓詁、箋釋、校勘、辨偽等方法和手段，對《史記》作了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其中對《史記》全書的文字、史實作校勘、考訂最有突出貢獻，也最受學者喜愛的，應推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梁玉繩的《史記志疑》，這幾本可說是研究《史記》或《漢書》學者所必備的參考書。

   民國以來，如朱東潤的《史記考索》、程金造的《史記管窺》、林宰雨的《史記漢書比較研究》、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等編纂的《歷代名家評史記》、吳福助的《史漢關係》、徐文珊的《史記評介》、施丁，廉敏編著的《史記研究》、張高評主編的《史記研究粹編》、王國維等著的《司馬遷---其人及其書》、張維嶽編著的《司馬遷與史學新探》、趙生群的《《史記》編纂學導論》，對《史記》的體例分析、取材、述史框架、書法等等，都有詳細的論述；等等，都是各自在某一專題上用功取得建樹的論著。

   另日人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也相當受到學者肯定。《史記》注本，歷來以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最為著名，稱為「三家注」，《史記會注考證》即是以《史記三家注》為底本，再加上瀧川龜太郎本身的「考證」，使「集解」、「索隱」、「正義」、「考證」四大注解合為一書，是此書最大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去年（２０１０年），大陸成都巴蜀書社，出版了由孫曉主編的《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彙編‧史記》，這套書的內容，可說是近年來關於《史記》相關資料蒐集最為完整的套書。其特點有二：一是廣羅博收，在上述諸匯編本及新刊文獻的基礎上，增益集結，粹古今廿四史考證成果於一匱，一冊在手，幾無漏眼之虞。以《史記考證文獻匯編》為例，蒐聚前賢《史記》考證研究成果一百餘種，數量之多，遠超幾部同類匯典（多者不過二十餘種》；洋洋數百萬言函於十冊，規模之钜，尚無出其右者。二是依照目前的學術研究習慣，以各正史為中心，或一史為卷，或相鄰數史整合為集，皆相對獨立刊行，故學者得以各取所需，以最小的代價得其所哉。此外，諸史內容之編排，綜分有序，眉目清晰，便於逕閱，亦可對前賢成就之創襲學脈了然於胸。

   
   

   二、與司馬遷的學術思想研究相關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是由秦火之後的楚漢分裂進入大一統的漢家王朝，其思想淵源承襲了世代史官的家族傳統，也深受其父親思想教育的影響。和其學術思想有關的研究，概略言之，如楊燕起的《《史記》的學術成就》，作者將教學和研究有關的體會結合，對於司馬遷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思想、經濟思想均有詳細的論述；楊樹增的《《史記》藝術研究》，對《史記》的人物形象、創作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藝術構想、藝術風格……等都有獨到而新穎之處；張大可的《司馬遷評傳》，著重從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史記》賴以產生的歷史、社會、家世、師承及個人經歷等主觀條件；具體評述了司馬遷在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治學綱領下，所形成的哲學、史學和文學上的成就。

   李長之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此書站在純粹客觀的立場研究作者的思想與人格、作品與時代的關係，以及對於社會的種種影響；周先民的《司馬遷史傳文學世界》，以司馬遷的激情作為論述的焦點，從總體上對《史記》情感表現的特徵作了有力的闡述；韓兆琦的《史記博議》，是一部系統研究司馬遷與《史記》的專門著作；張桂萍的《《史記》與中國史學傳統》，此書主旨在於把史學傳統同《史記》結合起來，揭示二者的關係，考察史學傳統發展的源與流；陳桐生的《《史記》與諸子百家之學》，以諸子百家之學考察與《史記》之間的關係；徐復觀的《兩漢思想史》，卷一至卷三，從發展的觀點中，把握到一個思想得以形成的線索，在比較的觀點中，把握到一種思想得以存在的特性，而作者運用了成熟的功力，將兩漢思想的發展比較兩種觀點提供了具體的貢獻。如此等等，不勝枚舉。上述所舉諸書，提供了筆者研究時諸多若干必要的線索與資料。

   
   

   三、與漢高祖劉邦研究相關

   目前關於劉邦的研究，市面上有許多通俗實用的書籍，將《史記‧高祖本紀》的內容，以傳記的方式來呈現，一般而言，大都是記敘劉邦起於草莽、趁時乘勢、入關中、定三秦、楚漢相爭、重用三傑、垓下之戰、到晚年所作〈大風歌〉止，其中亦有一些實質資料可以闡述與論證。

   在《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了大量有關劉邦的神異事蹟，如蛟龍所生、身顯龍形、貴相不可言、赤帝斬蛇、天子氣、五星聚東井……，對於其真實性與太史公的用意，並沒有專書討論，但從相關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可以略知一二。如吳福助編著的《史記解題》、江惠敏的《史記政治人物述評》、王壽南的《中國歷代創業帝王》、王子今的《史記的文化發掘》、陳桐生的《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等等書籍。

   期刊部份，則有王子今的〈「斬蛇劍」象徵與劉邦建國史的個性〉、詹士模的〈漢高祖神奇事研究〉、袁達的〈《史記》的志怪和司馬遷的思想〉、楊大忠的〈《史記》西漢史中天命神怪思想初探〉等等，對於以上諸多文獻，內容雖有涉及劉邦的神異事蹟，但所佔篇幅不多，多半只舉其中二、三事件稍作說明與評論，只有詹士模的〈漢高祖神奇事研究〉探討最多，但詹氏所提及高祖的神異事蹟，強調劉邦的成功，是運用「心理權力」，天命神權思想與政權合法性之關係，缺乏其它更有力的說明與論證。本論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蒐求大量相關資料，試圖探究其可靠性，且深究此等事蹟之出現，對漢帝國建立之裨益及後世對此等神異之事的看法及批評。

   漢高祖建國期間學術思想而言，張強的《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從理論的層面探討司馬遷學術思想的構成和來源，對於推進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多有裨益《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其中有單篇章節論及劉邦與儒文化，是最接近本章的觀點，張氏從劉邦對儒文化由拒絕到接受經歷的四個階段，說明劉邦是如何改變對儒生的看法。惜論述內容僅為章節之一，篇幅並不多。陸賈應劉邦之命而作《新語》，王利器撰的《新語校注》與王毅注釋的《新譯新語讀本》，對《新語》內容的校勘、注釋均有不錯的成果。前者的附錄加上了〈《新語》佚文〉、〈《楚漢春秋》佚文〉、〈書錄〉，〈《史記》《漢書》陸賈合注〉，以為尚論古人之一助。

   「黃老」一詞，見諸史冊，實始於《史記》。檢視《史記》文本，可發現出現有「黃老」處共有十餘處，司修武的《黃老學說與漢初政治評議》，透過《史記》、《漢書》所載有關的史料，對漢初歷史發展演變的前因後果有精闢的探討；劉光義的《司馬遷與老莊思想》，本書之作，為發掘司馬遷與老莊思想之關係，與司馬遷之兼懷儒道，因及莊子對孔子的態度，以尋求司馬遷與老莊二哲之間思想上之關連，從中可窺見太史公《史記》文章中老莊精神之旨趣；鄭圓鈴的《《史記》黃老思想研究》，則是研究《史記》有關戰國黃老之術，漢初黃老之治與司馬遷黃老理論之要義，對黃老思想之流變與司馬遷黃老理論之價值，旁徵博引，言之有據，不失為黃老學另闢一研究新途徑。以上諸文對於漢初黃老學說之探微與司馬遷與黃老思想之關係，多有所分析與探討，對本論文進行漢高祖與黃老學說之研究裨益良多。

   期刊部份，黃雲僧的〈漢高祖〉，李波的〈從《史記》看劉邦的用人藝術〉，都提及到劉邦「慢而侮人」的習性，但因是單篇論文，只蜻蜓點水，稍略介紹而已，反而是《史記》文本，在世家或列傳中，有較具體的描述。鮑延毅的〈劉邦與「文化」及文士〉，是少數談論劉邦文化水平的小品文，從劉邦的家庭、與盧綰俱學書、試為吏任泗水亭長、〈手敕太子文〉等史料，證明他具有一定的文化，雖是小品文，卻頗有學術參考價值。

   就劉邦個人特質的研究而言，如安作璋、孟祥才的《漢高帝大傳》，以劉邦的活動為主線，在秦漢之際廣闊的社會背景下，重點論述這一時期波瀾起伏、複雜尖銳、風雲激蕩、動人心魄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並展示時代如何使一個地位卑下的農民變成了創造輝煌業績的英雄。羅慶康的《劉邦新傳》是一部全面研究劉邦的專著，但它與安作璋、孟祥才合著的《漢高帝大傳》不同，《劉邦新傳》是有選擇、有側重的研究劉邦，本書特點是詳家世而略戰爭，重點在於劉邦建國後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方面的透視和評判介，對本論文研究提供了不少寶貴資料。林聰舜以劉邦的性恪與政治才華的結合，並以「意豁如」為主軸核心，強調劉邦個人的特質。汪惠敏則以領導人的特質來看待劉邦的創業精神。有的學者則強調劉邦的多種特質，如賴漢屏以劉邦具有審時度勢、順應民心、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四種特質對劉邦作出肯定。周先民認為劉邦因能得民心、用人納諫與人格高尚等特質，所以能夠戰勝項羽而得天下。

   期刊方面，趙烜未的〈楚漢戰爭中劉邦戰略思想試析〉、李威熊的〈創業的典範—劉邦〉，肖振宇、張永華的〈劉邦統御之術述評〉、鄭善諄的〈漢高祖劉邦的領導統御〉，李波的〈從《史記》看劉邦的用人藝術〉等等，前上諸文，對於劉邦成功的原因或其領導謀略與用人之道，均有可觀之處。

   就劉邦集團的研究而言，如李開元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本書的特點是方法的明快考究和內容的豐富多彩，李氏從史傳的資料中，分析位居中央的「百官公卿」的籍貫與出身，將劉邦稱帝乃至於武帝朝結束的這段時間，將他們依著時間順序一一開出統計列表，李氏並指出軍功受益階層每朝每代都是存在的，從這個集團建國後的地位分析各個朝代的歷史，非常富有啟迪的意義。廖伯源的《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本書所收作者論文六篇，俱討論漢代政治制度史之問題，融合漢代政治制度與政治史之研究，其中第六篇〈試從爵邑制度論楚漢相爭之勝負〉，對於本論文第六章「漢高祖分封諸侯王析論」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作者另一本《漢史論叢》，此書內容全屬漢史問題之探討，運用傳世文獻與簡牘文書互證，結合制度史、政治史與文化史之研究，考論秦漢朝廷之論議、官吏士卒之考課、大夫、秘密奏章之封事等制度，見解精闢，考證詳細，頗為可觀。

   期刊部份，詹士模的〈劉邦集團的興起與滅秦成功的原因〉、曹家齊的〈劉邦布衣集團與西漢政權的建立〉，認為劉邦能建立起統一的西漢政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導致這一必然結果的根本原因，在於劉邦集團有優良素質的布衣集團。

   關於漢初分封與諸侯王議題，並無專書論著，多半是秦漢史相關書籍中，部份章節有所提及，反而期刊論述的成果頗多，如盛麗麗、呂建濱的〈漢高祖兩度實行分封制探因〉、分析了漢初分封諸侯王，乃先異姓再同姓的方式，最終形成了郡國並行制的局面。湯其領的〈劉邦漢初分封王侯探析〉與孟祥才在《秦漢人物散論》中，收錄的〈論劉邦分封諸王〉與〈劉邦平定異姓諸侯王述論〉二篇文稿，均認為八個異姓王的分封與覆滅，是時代與形勢的必然性所致。夏益的〈漢高祖與漢初異姓諸侯王新論〉中，乃以諸王悖逆與高祖仁義的全新視角，闡釋漢高祖和異姓諸王間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關係，試圖矯正漢高祖大肆誅殺功臣的傳統歷史認知。

   史云貴的〈西漢郡國並行制探略〉，則對郡國並行制的演變過程，及對漢代政治制度所產生的影響有詳盡的分析，對於西漢行郡國並行制的始末、演變過程，有詳盡的探討。董平均的〈西漢王國分封制度探源〉，對漢初王國度的淵源，作了具體的說明，並與西周五等爵制的區別作了比較分析。唐德榮的〈略論劉邦的分封思想〉，則對劉邦分封思想的形成、發展、主要內容多所論述；而唐氏另一篇〈論郡國並行體制的特點〉乃對西漢郡國並行制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等有詳細的介紹。湯其領的〈漢初封國制探析〉，則對封國制的維護、鞏固西漢政府，恢復發展漢初經濟過程的積極作用，有詳細的分析；而〈西漢郡國並行論〉，係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漢初封國制進行的動態進行了考察，同時就漢初並行體制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特點做了說明。以上諸多有關漢初分封異、同姓諸侯王、郡國並制等議題論文期刊，對本論第六章〈漢高祖分封諸侯王析論〉提供了諸多寶貴的參考資料。

   學位論文方面，林裕斌的〈漢初異姓諸侯王研究〉，則透過「釋疑」與「比較分析」的方式，多方面提出漢高層有意誅除異姓諸侯王的痕軌，倡論政治制度非為異姓諸侯王興衰的條件。從上述文獻中，可知劉邦剷除異姓諸侯的原因，學者所持的立場，從時代潮流的必然結果到諸王悖逆與高祖仁義的視角，以及倡論政治制度非為異姓諸侯王興衰的條件等等，所論均有其依據。

   檢視國內碩博士論文，稍與劉邦相涉的論文，在本紀部份，有藍敏華的〈《史記‧呂后本紀》與其相關問題研究〉、黃原華的〈《史記‧秦始皇本紀》研究〉、藍月朗的《史記．項羽本紀》研究。在世家部份，有何玉如的〈《史記》漢初五功臣列入世家〉。在列傳部份，有李素珍的〈《史記》列傳人物人格特質之探討〉，李燕珍的〈從《史記》《 漢書》貨殖傳論西漢社會經濟〉。在《史記》中與儒、道思思想有關的論文，有王璟的〈漢代養生思想研究—以黃老思想為主〉、李昱東的〈西漢前期政治思想的轉變及其發展----從黃老思想向獨尊儒術的演變〉、鄧金城的〈司馬遷與儒、道思想之關係----以《史記》為討論中心〉、林靜妮的〈《史記》道家思想研究〉、金春燕的〈《史記》論贊的書寫與漢初黃老思想----無〉、鄭國瑞的〈兩漢黃老思想研究〉。和秦楚之際和劉項有關的論文，有詹崴茹的〈《史記》秦楚之際項羽劉邦兩大集團人物研究〉、張強的〈《史記》人物成敗因素析論〉、徐進興的〈關中對楚漢之爭成敗的影響〉、蔡雅惠的〈《史記》悲劇人物與悲劇精神研究〉、李秋蘭的〈《史記》敘事之書法研究〉。和異姓諸侯王有關的，則有林裕斌的〈漢初異姓諸侯王研究〉、劉軍呈〈西漢前期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王關係研究〉、任剛的〈史記人物取材研究)。以上諸多國內碩博士論文，雖只是針對各自研究的主題論述，但和劉邦相關的議題也略有涉及，對筆者論文的研究，也提供了若干的索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