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陸賈〈新語〉的儒學思想及其影響
本附錄擬考察陸賈《新語》的儒學思想內涵，並以《新語》與《論語》文本作一比較，說明陸賈行「仁義」的主張，正是儒學的精義所在。從《新語》中所反映出的內涵來看，其思想主導傾向於儒家。陸賈一生跨戰國、秦、漢三代，仕高、惠、文三帝。在高祖王朝下雖未擔任要職，但對漢初的政治、思想、文化的演變，均有深遠的影響。《新語》一書對儒家的發展更不能忽視。《新語》同時強調「仁義」必須與君主權力相結合的主張，此主張構成了漢初統治者治國的根本思想，對漢初政權安邦定國局勢的具有一定的穩定力量，成為日後儒學與君主權力結合的濫觴，此對儒家思想的發展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這也是其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根源。
一、陸賈以客隨高祖
(一)、陸賈主要的游說活動
陸賈，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楚國人，其生卒年月史籍所載不詳，今人考證約生於楚考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卒於漢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秦楚之際，陸賈以「客」的身份追隨劉邦逐鹿中原，史載「名為有口辨士」善於外交辭令的陸賈，其主要的游說活動有四。其一，秦二世三年（西元前207年），反秦戰爭期間，劉邦為了先於項羽入關，用張良計策，「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 後趁秦軍設防鬆懈時，大破武關。陸賈也由此嶄露頭角，成為劉邦重要的親隨謀士之一。其二，高帝四年(西元前203年)楚漢相爭時期，陸賈游說項羽，請其釋放被扣為人質的太公和呂后，未果。這是一項失敗的任務，陸賈跟隨劉邦打天下，雖然屬於開國功臣，但是陸賈的功績並不高，和這次任務的失敗不無關係。其三，高帝七至九年(西元前200至前198年)年間，廷諫劉邦逆取順守，文武並用，以亡秦為鑑，行仁義之治，並著《新語》十二篇獻上。《新語》深得劉邦賞識，蓋前此固所未聞也。 這對於陸賈來說，是陳述自己治國理論的絕佳時機；對於漢初劉邦所領導的平民政權而言，漢初儒學的復興乃至整個漢代思想走向都有著重大影響，可謂秦漢間統治思想轉型的關鍵事件。其四，二次出使南越，平定邊彊。這為漢王朝的穩定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第一次出使是在漢十一年(西元前196年)，陸賈騁其才辨，曉以利害形勢，趙佗大為嘆服，去制稱臣，與漢庭確立臣屬關係，並留陸賈與飲數月，賜以千金。歸報，高祖大悅，因出使有功，拜賈為太中大夫。關於太中大夫，《漢書‧百官公卿表》載：
郎中令，秦官，掌官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大夫掌論議，有太史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據此，太中大夫並不是什麼很高層的官，職責是論議，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職權。這是史書中對陸賈官職的最早記載。第二次出使南越是在漢文帝年間(西元前179年)。《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史記‧南越傳》亦載：
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
陸賈兩次赴南越，俱為太中大夫，先者後拜太中大夫，後者先為太中大夫。即太中大夫掌應對，唯詔命所使之證也。陸賈二次赴南越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痛陳利害，給了趙佗相當的震懾。趙佗上書謝罪，願長為藩臣，並對陸賈頓首而謝。陸賈再一次憑借自己出色的外交才華、獨特的個人魅力，免除了一場生靈塗炭的禍亂。二次出使南越，說趙佗，定南越，是陸賈對安定漢初局勢的又一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曾有吳楚七國之亂，而南越無事，終文、景兩朝，趙佗一直「稱王朝命如諸侯」，足見趙佗臣藩漢廷是真誠的。
二、《新語》的書名
陸賈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著錄有《楚漢春秋》九篇、《陸賈》二十三篇、陸賈《賦》三篇。《新語》，《漢書‧藝文志》未著錄。《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子部〉一〈儒家類〉一著錄：「《新語》二卷，舊本題〔漢〕陸賈撰。案：《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漢書．藝文志》儒家二十七篇(案：《漢志》實二十三篇，此「七」字誤。)蓋兼他所論述計之。《隋志》則作《新語》二卷。《新語》的書名和篇數，《史記》是這麼記載的：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據此，《新語》是寫給漢高祖的呈奏文章。「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其中一「試」字，代表著劉邦被陸賈有關儒家思想的言論打動了心嵌，而欲對秦何以失天下做一個深刻的瞭解。「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的「粗述」，則說明陸賈只是「粗陳其略」，因若太詳細，恐劉邦不願去讀，陸賈可謂深深了解劉邦草莽的習性。
《新語》之名，究竟是陸賈自己命名的，或是劉邦身旁這些「呼萬歲」的臣下們起的，或是高祖賜給陸賈的，因史文疏簡，不能確定。但若依「新」字來看，《新語》的內容，對於劉邦君臣而言，原本大都是秦吏出身，所知者多律令刀筆之事，於儒家仁義之旨，所知甚少。及讀陸賈所奏儒家之言，多前所未聞，故將陸賈著作命為《新語》。據此，則《新語》或為劉邦或其臣下所命，而非陸賈自題，似為可信。
三、陸賈總結秦亡的原因
陸賈《新語》既然是應高祖劉邦命令而作，自然要回答劉邦所提出的「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問題。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總結秦朝所以失天下的原因似可歸納為三點，其一是尚刑罰而不施仁義。〈道基〉篇云：「秦二世尚刑而亡」，〈術事〉篇云：「二世與桀紂禍殃」，〈無為篇〉亦云：「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刑罸太極故也。」尚刑虐民實是秦之所以亡的主因。其二是用人錯誤。〈輔政〉篇云：「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任用讒者為政，國自危矣！其三是生活窮奢極慾。〈無為〉篇又云：「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這三點均被賈誼吸收到〈過秦論〉裡，賈誼是在陸賈研究的基礎上，將陸賈的思想清晰化、豐富化罷了，他不只增添了少許未作理性審判秦取天下的描述，而秦亡於仁義不施的觀點，取與守不同術的思想都直接來源於陸賈。誠如錢鍾書先生所云：
《史記．陸賈列傳》漢高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過秦」、「劇秦」遂為西漢政論中老生常談。嚴(可均)氏所錄，即有賈山〈至言〉、晁錯〈賢良文學對策〉、嚴安〈上書言世務〉，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劉向〈諫營昌陵疏〉等，不一而足。……漢之於秦，所謂「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也。
不只在兩漢思想的其他著作中，尤其是在史著中，秦史之探究比比皆是，但基本認識幾乎都未超出陸賈和賈誼的範圍和高度，因此，陸賈對秦史研究的開創之功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四、《新語》學派的歸屬
陸賈的思想帶有某種綜合的性質，後人在把陸賈歸入何種學派時，說法不一。司馬遷稱其為「辯士」；劉歆大抵認為陸賈以正守國，以奇用兵，把陸氏歸入「兵權謀家」；劉勰把他劃入「縱横家」之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說他是「雜家」。以為陸賈為道家者，亦可從《新語》中找到大量對老子之言來引證。可見陸賈博采眾家之學，對多種學說都有所吸收。然而從《新語》中所反映出的內涵來看，其思想主導傾向於儒家。《漢書‧藝文志》將陸賈二十三篇列入《諸子略》儒家類，《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依此例收《新語》二卷。《新語》書中還多處直接引用了《春秋》、《論語》的言論或觀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
今但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於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為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傳既久，其真其贋，存而不論可矣。
此條言《新語》其書「大旨皆崇王道」，「歸本於修身用人」，均是儒家思想家所主張，此外，《新語》中闡述的人類社會尊卑貴賤的綱常、等級秩序，和天高地卑一樣，都是自然法則，必須遵行的觀點；主張在位者要限制自己的欲望的觀點；注重對人民進行教化的觀點等等，都是比較典型的儒家思想。在《新語‧道基》中可看出人類的歷史經歷了先聖、中聖、後聖三個階段。先聖規定了「人道」、「王道」。這是從伏羲開始，經過神農、黃帝、后稷，一直到於禹。中聖階段是教化階段，「設辟雍庠序之教」，這是指文王、周公。後聖階段是進入了文明時代，「定五經，明六藝」，這是指孔子。這顯然是和儒家思想一脈相承。由此可見，《新語》主要還是以儒家思想為中心。
五、《新語》的儒學思想內涵
陸賈作《新語》的主要目的，主是為高祖分析秦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探討逆取順守、文武並用的治國之道。吾人可以從《新語》文本中出現「仁義」的分析以及《新語》與《論語》文本的比較，體會出《新語》的儒學思想內涵，即是以行「仁義」為主體，此正為儒學的精義所在。
(一)、《新語》中的「仁義」思想
通觀《新語》一書，《新語》的儒學思想內涵，則是以「仁義」為治理天下的主體。《新語》一共有十二篇，有七篇談到了「仁義」。「仁義」一詞共出現了十六次。其中，在〈道基〉篇中出現了六次，〈本行〉篇中出現了三次；〈輔政〉、〈懷慮〉篇中各出現了二次；〈辨感〉、〈愼微〉、〈思務〉篇中各出現一次。茲分述如下：
1、《新語‧道基》載：
夫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沈，莫不效力為用，盡情為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
此條在說明聖人能因萬物之性，而使之為我所用，所以能統物通變，綜理天下萬物，通達事物的變化，理順人和物的情性，體現仁義道德。
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
此條在申論聖人懷仁仗義，為人處事明確細緻，處危險之境而不覆滅，處安樂之中而不放蕩，這是用仁義治理的緣故。
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
此條言不依傍仁義，結果必敗；不把基礎打牢固，結果必然崩塌，故謀事必須依傍仁義。
《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義出現二次)
此條言仁義無處不在，《春秋》、《詩》、《周易》、《書》、《禮》、《樂》等，均依仁義為價值的中心或生存的依據。
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此條言仁義乃道之根本，君子、小人、賢者、愚者皆以此為判。
2、《新語‧本行》載：
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
此條言治理國家應以道德為上，人的行為應以仁義為本。
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
此條言君主是否本身有道德與行仁義，左右著國家與本身的命運。
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
此條言聖人以寡欲為治，重行仁義、道德，減少百姓的勞役與降低百姓的負擔。
3、《新語‧輔政》載：
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此條言居高者要以仁義為巢，以聖賢為杖。
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
此條以堯、舜為例，說明君主任用賢者或仁義之士才可穩固自身的高位。
4、《新語‧辨惑》載：
故孔子遭君暗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條言孔子感嘆在當世沒有權力，仁義與道德無法施用。
5、《新語‧慎微》：
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遊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癡，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而非懷道者也。
此條言士人不當隱居，逃避世務，而應積極用世。
6、《新語‧懷慮》載：
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陰陽，合物怪，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棄疾之手。
此條以楚靈王死於棄疾之手為例，勉君王應行仁義。
夫世人不學《詩》、《書》，存仁義，尊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
此條勉世人要存仁義，尊聖人之道，而讖緯之說為邪端異說，不可信。
7、《新語‧思務》載：
為臣者不思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
此條亦在勉為臣者應學稷、契，以仁義施政。
綜上所述，可見陸賈《新語》以仁義作為上自國君，下至平民的道德規範，王道能使家庭有序，統治有序，社會有序。在《新語》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其儒家思想理念，陸賈遵循著先秦儒家的觀點，力圖把儒家的「仁義」貫徹到治國之中。
（二）《新語》與《論語》的比較
儒學的本質，乃強調利用尊卑有差、上下有等的禮制去調節一切社會關係，人人出自仁愛之心，各守本分。其思想的主要特徵是以「仁義」為主旨，以六經為依托，以堯、舜、文、武、周公、孔子為道統。其中孔子思想的結晶-------《論語》可說是儒家文化的代表。陸賈《新語》的儒學思想，很多內容在《論語》中可找到其淵源，吾人可從兩個文本詞句的相同或相似之處的比較，考察二者可能的思想傳承，以明陸賈行「仁義」的主張，正是儒學的精義所在。
陸賈《新語》共十二篇，其中〈道基〉、〈術事〉、〈輔政〉、〈辨惑〉、〈慎微〉、〈資質〉、〈至德〉、〈懷德〉、〈本行〉、〈明誡〉、〈思務〉十一篇和《論語》有關，佔今本《新語》總篇數的90﹪以上；今本《論語》共有二十篇，其中〈學而〉、〈八佾〉、〈里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顏淵〉、〈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十四篇與《新語》有關，占《論語》總篇數的70﹪。茲列舉如下：
1、《新語‧道基》載：
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
此條隱括《論語‧顏淵》的文句：「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說明聖人治理天下，賢者建立功業，以道德仁義為治國之本。
《新語‧道基》又載：
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說明仁義乃道之根本，禍福賢愚皆以此為判。
2、《新語‧術事》載：
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季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說明下學纖微細小的人事，即可知博大高深的天命。
3、《新語‧輔政》載：
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憲問》：「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說明君主應遠離讒佞之臣，任用聖賢。
4、《新語‧辨惑》載：
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衛靈公》：「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說明君子不計屈辱與毀譽，仍直道而行。
《新語‧辨惑》又載：
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顏淵〉：「《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說明忠佞難分，讒邪易惑，國君應慎辨之。
5、《新語‧慎微》載：
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此條明顯引用《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說明顏回當亂世而能安於陋巷，雖不用於世，卻能窮而樂道，惟樂道，故能好學。
《新語‧慎微》又載：
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而非懷道者也。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憲問》：「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說明賢者所辟，當因所遇而有不同。
6、《新語‧資質》載：
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公冶長》：「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說明人之才用與否，在於是否能見用於世。
7、《新語‧至德》載：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
此條源於《論語‧顏淵》而出於己意化用之。《論語‧顏淵》：「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說明國君不修德政，為私欲施重稅，故國危臣亂。
8、《新語‧懷慮》載：
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雍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明不專一者，就不可能立功成名。
9、《新語‧本行》載：
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條行文中所用的個別詞同於《論語‧學而》：「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說明君子當重義輕財。富貴而不以義者，如浮雲般非己之有也。
10、《新語‧明誡》載：
殷紂無道，微子棄骨肉而亡。
此條隱括《論語‧微子》的文句：「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明行善者致遠，行惡者必亡。
11、《新語‧思務》載：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
此條明顯的引用《論語‧衛靈公》的文句：「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說明君子當誦聖人之言，學賢者之行，遠佞人。
綜上所述，從以上《新語》中高揚仁義思想，以及《新語》與《論語》的比對分析，不難發現陸賈《新語》充分地宣揚儒家的「仁義」思想，其中所表達的「仁義」理念更可以從《論語》中找到其淵源。《新語》中提到的聖人、賢者、忠臣、君子等人格概念都不離行「仁義」的倫理主張。君主治理國家、任用人才，要以「道德」為主，言行要以「仁義」為本，以修德、愛民、親民，寡慾，遠佞人等措施，做為治國之道的重要準繩。這些行「仁義」的理念與思想，與《論語》以「仁」為思想的核心不謀而合，正是儒學的精義所在，為陸賈的儒學中心思想列示了有力的證據，也說明了劉邦在感受到秦何以亡，而對陸賈《新語》強調行「仁義」的治國之道會有一定之認同。
（三）陸賈強調「仁義」、「道德」必須和王權相結合才得以實施
陸賈除了強調君主應行「仁義」、「道德」之外，更進一步明確的指出，「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儒家的「仁義」、「道德」必須和王權相結合才得以實施。這是陸賈比先秦儒家高明之處。先秦的儒家認為「仁義」、「道德」是萬能的，看不到脫離權力的「仁義」、「道德」是無能為力的。陸賈在〈術事〉篇中提到：「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他認為古今有某種同一性──「與道合」，只要合乎規律即可去辦，而無須瞻顧古人是否做過，古代權威的書上是否言及。這種主張言古合今的思想，已經超出正統儒家稱先王、法堯舜的範圍，不將儒家創始人孔子當作偶像頂禮膜拜，更顯示其注重實際，崇尚現實的精神。「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陸賈站在時代的高度，面對漢初日益強大的君主權勢，清醒地看到了「仁義」、「道德」絕非是萬能的，離開了王權，仁政主張絕對無法實施。
由於陸賈的儒學思想提出了「仁義」、「道德」必須與權力相結合的主張，推動了儒家治國思想與漢王權政治相結合的發展與創新，率先提出了「大一統」君主專制思想，他敏銳地看到中央專制王權官僚政體必將延續的現實，故此極力主張政治上尊君屈臣、舉天下為一、「尊王道」、實行君臣大義，權力一統於天下的「大一統」君主專制思想。此一思想理念，強烈地表現他對中央專制主義官僚政治的期望，此正符合劉邦在漢初鞏固政權時，望能建立內明等級、持一統、天下從、外化夷狄的期盼，達到中央帝國對天下統治的態勢與理想，亦成為當時劉邦治國指導方針的重要參考依據。
六、《新語》的價值與對後世的影響
從《新語》中的「仁義」思想、《新語》與《論語》的比較研究、強調「仁義」、「道德」必須和王權相結合才得以實施等論述，則吾人可以合理的推測，陸賈應熟習《論語》，並深受儒家思想所影響，後世學者對陸賈《新語》多有所肯定。《漢書‧敘傳》中載：
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虖術藝之場，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虖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
在班固看來，陸賈因作《新語》，而與董仲舒、劉向、揚雄在思想史上擁有同等地位，可見班固對陸賈寫《新語》譽之甚高。東漢思想家王充更是給與陸賈以崇高的評價，將他抬到「古聖」的高度。《論衡‧案書》載：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貮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王充謂陸賈《新語》連董仲舒也相被服，「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貮經傳」，其內容「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充份表達出其對《新語》的推崇。〔宋〕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云：
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清〕嚴可均《新語‧敘》云:
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目為辨士，未足以盡之。
另一〔清〕學者唐晏在《陸子新語校注‧序》云：
漢代重儒，開自陸生也。
綜上所引，漢初儒學的復興，可說是「陸賈始發其端」、而「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漢代重儒，開自陸生也」，則陸賈被後世學者譽為秦後第一儒，洵符事實。一本僅萬餘言的小冊子，其影嚮何以如此之大？王毅就《新語》本身所具有的價值與特色，將其歸納為以下四端：
其一，《新語》提出了重人事、輕天命和重今輕古等進步的思想。
其二，《新語》提出「無為」的政治主張，對當時漢朝的穩定、發展，乃至整個經濟的繁榮，具有進步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其三，《新語》注重融會貫通，博采眾家之長，開啟了漢代文化思想發展的道路。
其四，《新語》高超的寫作技巧也是人們的喜歡的重要因素。王氏所論，由於舉例詳證，條理分明，誠可代表《新語》之價值。
王此之分析，頗為公允，也正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陸賈作《新語》的主要目的，就是為高祖分析秦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探討逆取順守、文武並用的治國之道。儒家思想統治中國幾千年，究其始，一般認為是漢武帝重儒。其實這不可能是一個一蹴而就的簡單過程。在此之前，就有一些儒者在呼籲，並為之作奠基工作，陸賈即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位。儒學是否能夠興起，從根本上說，當然取決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需要，然其具體興衰的契機，也往往制約於具有「主宰」權力的個人的因素，故漢初諸帝的態度，曾經明顯地波及於儒學，而帝王的態度本身，也是要制約於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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