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漢高祖劉邦與儒家文化
正如第一章所述，目前有關劉邦的研究，多半偏向劉邦個人特質或劉邦集團方面的探討。在學術思想方面，所論不多，即使少數注意及此者，亦多偏向單篇章節的論述，而忽略漢高祖政權下的學術思想，以及對其政權下之思想、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漢承秦制，反映在思想文化的領域裡，即為對先秦時期的子學思潮，與戰國末年總結諸子百家之學的繼承和發揚。各家之中，尤以儒家與道家為盛，故本論文所關注之漢高祖政權下的學術思想，即以此兩家為主，期能將漢高祖與儒家文化、黃老文化之間的脈絡關係，做進一步的探討與詮譯，以補前人研究不足之憾。本章將就漢高祖的文化水平、漢高祖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陸賈《新語》中的儒學思想三大旨題，析述漢高祖劉邦與儒家文化的脈絡關係。
第一節 漢高祖的文化水平
在《史記》文本中，漢高祖劉邦有許多「好罵」、「無禮」的形象，對於儒者更是輕視與傲慢，而在「好罵」、「無禮」草莽行為的背後，劉邦本人是否真是不學無術的莽夫？從其家庭狀況、與同鄉盧綰壯俱學書、曾任泗水亭長的職務、寫給太子的〈手敕太子文〉、及生前的作品來看，應可解除其中謎惑。其次闡述其重用儒生酈食其、發出〈求賢詔〉、並命陸賈作《新語》、叔孫通制定朝儀、「商山四皓」輔佐太子、太宰祀孔子等事件，可知其對儒家文化態度上前後有所的轉變。
一、漢高祖劉邦的草莽行為
在《史記》記載漢初功臣的世家與列傳之中，保有高祖劉邦有許多草莽行為的史料，顯示出劉邦「好罵」與「無禮」，對於儒者更是輕視與傲慢，不禁讓人想及劉邦的文化水平到底如何？《史記．高祖本紀》中雖無正面記述其「學歷」的文字，但從相關史料中，可發現他確實讀過書。下文將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劉邦「好罵」、「無禮」、「輕儒」的形象
在《史記》文本中，高祖劉邦有許多草莽行為，顯示出劉邦「好罵」、「無禮」，對於儒者更是輕視與傲慢，茲分述如下：
1、漢三年，項羽圍漢王於滎陽，酈食其建議復立六國後世以弱楚，張良借箸進言，一口氣提出八不可，諫阻了劉邦用酈食其之計謀。〈留侯世家〉載：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劉邦在聽取張良勸阻後，立即大罵酈食其出的餿主意。索隱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也。事實上，酈食其初被引見沛公時，劉邦正坐在床上洗足，酈食其為激怒沛公的無禮，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當時開口即罵曰：「豎儒！」顯示出劉邦對儒者的輕視。
2、蕭何幫助高祖劉邦起義，其後高祖始終視蕭何是左右手，面對這位忠心耿耿的老戰友，在情急之下，高祖也忍不住要破口大罵。〈淮陰侯列傳〉載：
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太史公在此特別強調高祖的一罵、再罵的情節，其用意或許在於顯示高祖對蕭何的依重，但也可以看出高祖好罵成性的性格。
3、漢四年，韓信破齊後，欲自立為齊王，當時劉邦正被項羽圍於滎陽，正盼著韓信來解危，情急之下破口大罵韓信。〈淮陰侯列傳〉載：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而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此處劉邦大罵復罵，一真一假。先是罵韓信趁人之危欲立為齊王，後是顯示劉邦機智過人，剎那間隱藏已經爆發的情緒，順勢傳達他豁達大度的胸懷。二罵之間，可見劉邦無賴且機智多變的性格。
4、劉邦不但對身邊親信無禮，即使面對自己的女壻，也一樣表現得相當傲慢。〈張耳陳餘列傳〉載：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
劉邦的傲慢無禮，看在趙國丞相貫高的眼裡很不是滋味，「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無奈，事敗被補，在得知趙王被釋放後，仰絕肮而自盡。
5、黥布英勇善戰，先後為項梁、項羽、劉邦所倚重，在司馬遷筆下盡顯其匹夫之勇。〈黥布列傳〉載：
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
黥布實無真反之意，因眼見韓信、彭越均先後被殺，自疑禍將及身，面對漢高祖的猜忌，在騎虎難下的情況下，只好信口回答，「欲為帝耳。」直接表明欲挑戰漢王的權勢，無怪乎劉邦會破口大罵。
6、陳豨造反的前夕，高祖為安撫趙國一帶的豪傑，要周昌推薦可用之士，周昌向劉邦推薦四壯士，四人進謁尚未開口，劉邦卻先將他們侮辱一番。〈韓信盧綰列傳〉載：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
明明是想借重人家的才能，但見了面卻先來個下馬威，這招當頭棒喝似表演的性質，顯示出劉邦的無禮與粗魯。
7、在群雄蜂起抗秦之際，陸賈以客從高祖逐鹿中原，平定天下。常常在劉邦面前說稱《詩》《書》。對儒生原先一向沒有好感的劉邦而言，聽在耳裡，不禁破口大罵。〈酈生陸賈列傳〉載：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
劉邦不喜儒術，是習性，亦是現實需要。用劉邦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為天下安用腐儒!」「迺公以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在風起雲湧、兵慌馬亂之際，需要的是謀勇之士，劉邦自認天下要靠「馬上而得之」，認為儒者在戰場上是派不上用場的，對於現實政局的穩定也毫無助益，故以「迺公」此自揚之辭，回應陸賈的說稱《詩》《書》。
8、漢七年，韓王信反，劉邦得知其與匈奴欲共擊漢後，漢邦大怒，派了二十萬大軍過句注山，劉敬建言匈奴不可擊，劉邦不聽勸諫，反而破口大罵劉敬為齊國的狗奴才，只會耍嘴皮求得官位，並將他治罪。〈劉敬叔孫通列傳〉載：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
誠如陳直所言：「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齊虜蓋為當時俗語。罵別人賤奴虜，是極不雅之辭，劉邦的粗俗無禮可見一般。
9、高祖十二年，劉邦擊黥布軍於會甀，因被流矢傷中而病甚。呂后請了醫生幫高祖治病。惟高祖似乎對自己的病情早已知來日無多，遂拒絕醫治。〈高祖本紀〉載：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金罷之。
劉邦在病重時，一句「命乃在天」，雖表現出豁達的生死觀，但也不改嫚罵習性，可見劉邦好罵成性。
除了司馬遷筆下，太史公所描寫劉邦諸多「好罵」、「無禮」、「輕儒」的形象之外，即在漢代，劉邦善罵的惡名，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不論當面或身後，都有人勇於指責劉邦這方面的缺點。茲分述如下：
1、酈食其欲投靠劉邦時，就常聽說劉邦傲慢無禮，卻具有雄才大略，心想跟隨劉邦。劉邦身邊的騎士提醒酈其食，謂劉邦不喜歡儒者，並且時常大罵。〈酈生陸賈列傳〉載：
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太史公借由劉邦身邊騎士所言，說出劉邦「不好儒」、「解其冠」，「溲溺其中」、「常大罵」等粗魯、無禮的行徑，充份地顯示出劉邦不好儒者的形象。
2、韓信亡楚歸漢之初，因未被劉邦重用而逃跑，當蕭何追回韓信後，建議高祖拜韓信為大將軍時說：
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軍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
蕭何用「素慢無禮」來評論高祖劉邦，貼切說明了「慢而無禮」是劉邦的習性。
3、楚漢相爭時，高祖節節失利，陳平為高祖分析敵我形勢時說：
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
從陳平口中說出「慢而少禮」，故「士廉節者不來」，反映出劉邦常恣侮人的事實，也表達出「廉節之士」，因劉邦「少禮」的習性，而不願為其效力。
4、魏豹為魏王，秦滅後被項羽封為魏王，後又叛楚歸漢，屬勇銳之夫，反覆無常，人品不足取。以歸視親病為名，回國之後，「即絕河津畔漢」，說出對高祖的觀感：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
劉邦「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連不學無術，德不足立身之徒都不敢領教。
5、漢五年，高祖戰勝項羽，天下大定。高祖置酒雒陽南宮，詢問群臣其與項羽得失天下的原因。高起與王陵直接說出高祖「慢而侮人」的習性。《史記‧高祖本紀》載：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與天下同利也。」
劉邦身邊諸將，對劉邦「慢而侮人」的行為，早已司空見慣，所幸也能見到劉邦的優點，能「與天下同利」，否則實難久處。
6、劉邦統一天下後，欲廢呂后子劉盈，另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呂后聽取張良建議，迎高祖仰慕已久又屢招不至的「商山四皓」入宮，做為太子賓客。〈留侯世家〉載：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這四位長者，對劉邦的「輕士善罵」早有耳聞，故「義不受辱」，由此看來，劉邦的「好罵」、「無禮」是眾人皆知之事。
綜上所述，可明顯的看出劉邦「好罵」、「無禮」、的形象，同時對於儒者一向是輕視與傲慢，不禁讓人懷疑劉邦似乎不具備文化素養，是個不折不扣的莽夫。《史記．高祖本紀》中雖無正面記述其「學歷」的文字，事實上，從相關史料中，可看出劉邦並非不學無術、胸無點墨之徒。從劉邦的家庭狀況、曾入學讀書、曾任泗水亭長的職務、臨終前寫給太子的〈敕文〉、生前留下的作品等史料來看，似乎可知劉邦算得上是半個知識份子，有一定的文化文平。下文將作進一步的說明。
二、劉邦實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
如前所述，在司馬遷筆下，劉邦儘管有著「好罵」、「無禮」的習性，對於儒者原先也是採取輕視與傲慢的態度，但從相關史料中，可發現他畢竟讀過書，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素養。
首先，就其家庭狀況來看。劉邦的次兄劉仲，因能「治產業」，深得父親的讚許，弟弟劉交(異母弟)，「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據此，劉交的同窗、老師都是當世有名文人，並與儒家代表人物孫卿有師徒淵源關係。由此可見，劉邦的家庭是重視讀書的。而生長於這樣家庭的子息，受到家風的影響，應該也屬知識份子。
其二、從其「入學」的史料來看。其事見《史記．韓信盧綰列傳》。他與盧綰同里，(豐邑中陽里)，而且「同日生」。生日那天，里中鄉親向兩家祝賀 :「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瀧川資言曰：「書，文字也，高祖學書，故得試為泗水亭長」，里中鄉親鑒於「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故來相賀。引文中的「壯」，指30歲，；「俱學書」三字，足證劉邦是入過學的。
其三，從其曾任泗水亭長的職務來看。秦制，亭為地方政府的派出機構。《正義》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亭長的任用，須經選拔。其條件之一，就是須有一定的文化，熟習秦的典章法令。否則，便難承擔「民有訟諍，吏留平辨」的職責。劉邦既被「試為吏」，當上了亭長，這就說明，在文化方面，他是具有一定的水平程度。
其四，從其臨終前寫給太子的〈敕文〉來看。《古文苑》中收有劉邦的一篇〈手敕太子文〉。在他臨終前不久寫給太子劉盈的，談及自己當年學習情況，他以追悔口吻這樣說：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獨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此文清楚地告訴人們，他生在亂世時，雖然認為讀書無益，但通過「讀書問字」後，其文字表達能力(包括書寫)，比太子要好；勉勵太子要「勤學習」，上疏用的應用類文字，最好能自已動手寫，不要讓別人代勞。
其五，從其身前所留下的作品來看。在《漢書．藝文志》中留有高祖歌詩二篇，即〈大風歌〉及〈鴻鵠歌〉兩首。〈大風歌〉見於〈高祖本紀〉，亦曰〈三侯之章〉；〈鴻鵠歌〉見於〈留侯世家〉。試想，劉邦若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販夫走卒，如何能在晚年唱出此一氣勢磅礡的帝王之歌〈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歌只有三句，二十三個字，歷經兩千年，傳誦不輟，魅力不減。由此詩所表達的意境，展示了劉邦的英雄氣概，也顯示出劉邦並非胸無點墨，不識之無之人。
綜上所述，可證漢高祖劉邦具有某一程度的文學素養。然而太史公為何在《史記》諸多篇章中，有意或無意之間描寫劉邦「好罵」、「無禮」、「輕儒」的形象，筆者以為較可能的解釋有以下二點：
其一，此為太史公塑造人物的特殊寫作手法，目是在於突顯劉邦諸多「好罵」、「無禮」、「輕儒」的形象。太史公擅長以「互見法」來呈現對人物的描寫，往往在寫作技巧的取材上，或剪裁史事、或組織材料以塑造歷史人物。在〈高祖本紀〉中，太史公強調劉邦「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的胸懷，在《史記》其它篇章中，則揭露其不完美的一面，甚至更貼近真實生活的描寫。進一步而言，太史公除了描寫劉邦「好罵」、「無禮」、「輕儒」外，在其他篇章也有劉邦諸多缺點的描述。例如在〈項羽本紀〉寫劉邦敗亡途中，為自己活命而數次推自己子女下車、項羽為使劉邦投降，威脅欲殺其父，劉邦竟說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顯示出劉邦人格上重大污點，無以對天下；〈蕭相國世家〉寫劉邦猜忌少恩，對漢功臣刻薄；〈留侯世家〉中寫劉邦貪財好色、〈楚元王世家〉寫劉邦久不封其侄，為的是報復其嫂過去對他的不敬；〈劉敬叔孫通列傳〉寫劉邦當皇帝的耀武揚威；〈張丞相列傳〉寫劉邦好色無賴，擁戚姬而騎周昌頸；〈樊酈滕灌列傳〉揭露了劉邦的自私與殘暴；而〈淮陰侯列傳〉中則借韓信的口，譴責了劉邦誅殺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一封建社會君臣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的真理。太史公正是通過這些深刻的描寫，揭露了劉邦真實的精神面貌，從而勾消了在〈本紀〉中所作的一些神聖頌揚，而這種「互見法」顯示出司馬遷特殊的創作筆法，以避諱與嫉惡，不明言其非，不隱蔽其事。補充、闡發了漢高祖殘忍、不孝、不慈、刻薄、奸滑、虛偽、好色等醜陋形象的另一面。
其二，《漢書‧高帝紀》載：「初，高祖不修文學」，所謂「修」，《說文解字》段注：修者，治也。即「以求盡善」；文學，《論語》稱孔門四科之一。孔門弟子以「文學」著稱者有子游、子夏。疏謂文章博學。舊所稱文學皆此義。據此，可知高祖原本就不擅文學。跟隨他打天下的諸臣也大都是市井出身，多半沒什麼深厚的學問。趙翼《廿二史劄記》載：
觀此，則劉邦與漢初諸臣大半都是平民布衣出身，與低層文化人士為伍，口出不雅或無禮之言語，可說是自然之事，而劉邦的「好罵」、「無禮」的習性，實是自身文化不高、以及身處低層環境、加上當時的時代背景影響所致。值得注意的是，高祖不修文學是指天下未定前，天下即定，經由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等一連串的整治措施後，立制垂範，而規模稍弘遠矣，這可由劉邦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看出其梗概。
第二節 漢高祖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
劉邦在其稱帝之前，因身處戰亂，不重視文化，是說得過去的。因為戰國時期那種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因秦王朝「焚書坑儒」的影響，儒家受到扼制。各學派也乘機攻擊、誹謗儒學。如法家韓非云：「儒者用文亂法」；墨家墨子也認為「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焉」。即「天鬼不說」、「厚葬久喪」、「弦歌鼓舞」、「以命為貧富壽夭」等足以「喪天下」。造成一種儒學都不好的風氣，從草莽而起的劉邦，無疑受到一程度的影響。但在他稱帝之後，他是重視文人、重視學識的。從相關文獻與史料中，可看出劉邦透過下列事件，逐漸扭轉了其原先的觀念與態度。此種轉變的過程，現分述如下：
其一，酈食其初投靠劉邦時，曾被劉邦大罵「豎儒」，然而，酈食其是有備而來，對劉邦說：「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劉邦畢竟胸懷大志，很快放下架子，「延食其上坐，謝之」。後來，酈食其為劉邦出奇謀，攻下陳留，受到劉邦重用，被封為廣野君。這是劉邦任用儒生之始，儒生雖得到重用，但在劉邦內心的深處，依舊對儒生沒有什麼好感。
其二，高祖在天下擾攘時，認為儒者是派不上用場，勇武的壯士才是他企盼羅致的人選。陸生時時前稱說《詩》《書》，對高祖劉邦而言，如何打戰用兵乃現實的第一需要，何暇理治《詩》《書》？且自三代之後，所謂「仁義之師」、「禮讓之軍」已完全脫離現，春秋中期的宋襄公就是堅持要等對方擺好陣式才用兵，而吃了大虧。殆陸賈為劉邦闡釋「逆取而以順守之」的道理，主張「長久之術」是「文武並用」；並指出「極武」則亡，只有「行仁義，法先聖」才能治理好西漢，高帝聽完後心有所動，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 陸賈凡著《新語》十二篇，從而改變對儒生的偏見。
其三，叔孫通見劉邦憎恨儒服，為投其喜好，「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又見群臣在朝廷上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完全沒有個規矩，於是乘機進言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經過一個多月的禮儀練習，諸侯群臣行朝廷大禮時，群臣「莫不震恐肅敬」，「無敢讙嘩失禮者」，劉邦由是方悟，發出「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的喟嘆而重用儒生。
其四，漢十一年，高祖發出〈求賢詔〉，《漢書．高帝紀》載：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能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為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之，吾能尊顯之。
觀此，則劉邦已認識到「賢人」的作用，以及人主與賢人的密切關係，因而希望各級官吏推荐「賢人」而用之，透過重用賢人來穩定當時動亂的社會。所謂「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之，吾能尊顯之」，實際上就是歡迎「儒者」參政之意。
其五，劉邦本要廢太子，而立戚夫人所生之子趙王如意，但當他看到他久招不至的「商山四皓」在輔佐太子時，於是改變換太子的意圖。雖然禮請四皓來輔佐太子，是張良為呂后所獻之計，使太子轉危為安。但從劉邦對四皓輔佐太子之事，打消了他對戚夫人所生之子趙王如意的期待，而任由性情懦弱的太子按部就班繼承大統，這是儒家「禮治」的一次重大勝利，也可看出劉邦受儒家文化的影響。
其六，在廢太子之事作罷後，劉邦在給太子劉盈的手令〈手敕太子文〉中，劉邦對自己不喜讀書作了深刻反省：「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說明了他不僅肯自己讀書，且讀書而能切身反省。並要求太子劉盈「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表達出勗學之意。因為蕭何、曹參、張良、陳平都是助劉邦建國的元老功臣，同時也具有相當的才華，故勉勵太子應要敬重他們，這與他以前對儒學的漫罵、蠻橫態度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其七，《漢書．高帝紀》記載，高帝十二年，平定季布之亂後，劉邦還親自祭祀孔子：「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太宰祀孔子。」劉邦是第一個到孔子靈前朝拜的封建帝王，若非對孔子有真誠的敬意，他不會作出這種前無所承的舉動。這在儒學發展史上有其獨特的意義，孔子的地位由此被官方正式肯定，標示著漢家天子對儒學的認同，也正代表掌有國家政權的領導者開始認識儒學，表現出對儒學的重視。這一事實本身反映了一種傾向，即孔子和儒學在封建統治者的眼裡，開始獲得它應有的認同。
綜上所述，可知劉邦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是漸進的。由排斥轉而到接受，這轉變的過程，除了因儒者對劉邦治理國家有具體的貢獻之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社會、經濟、政治發展對於儒學的需求。相對而言，只有適應社會現實，儒學才要立身之處，才能被起用，才能興盛發展。劉邦戎馬一生，始滅秦，繼與項羽爭霸，既得天下，又陷於平定異姓諸侯王的南北征戰中，並未採用儒家仁義學說來治理國家，但以此為契機，他的確改變了對儒家的觀念，而劉邦重視儒學的思想，對西漢諸帝思想無疑產生了影響。如惠帝即位後不久，便除民間「挾書之律」，始使民間或山岩壁匿藏之儒家典籍得以面世，後河間獻王鼓勵民眾獻書，儘管說這些作法與當時文化形勢的發展不無關係，然而也與劉邦對儒學態度的轉變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其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應當說或多或少也受到漢高祖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就漢高祖政權下的學術思想而言，對於漢初思想文化的啟迪，所作最大影響的應是陸賈。從劉邦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以及漢代學術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尤其是漢初儒學發展的演變中，陸賈無疑是漢代第一位力倡儒學的思想家，故筆者將其獨立撰寫一節，以明陸賈在劉邦政權下之儒學發展史中，深俱啟蒙的貢獻。
第三節 陸賈《新語》對漢高祖之影響
漢高祖劉邦得江山是以「馬上得之」，卻不知不可「馬上治之」的道理，因此立國伊始，他就積極尋求確立治國的指導思想，要求大臣陸賈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治國理論著作。於是陸賈「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陸賈《新語》一書，雖為總結秦亡漢興得失的政論著作，然其中所闡述的道理，使漢高祖劉邦接受儒家思想，陸賈啟沃之功，不可謂不大。
就漢高祖劉邦而言，《古文苑》卷第十，錄有漢高祖手勑太子五條中有謂：「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則他不僅是自己讀書，且能切身反省，這分明得力於陸賈之教。又「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這反映出戰國末期盛行的天下為公的思想。又勉太子劉盈「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又教太子「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這皆流露出勗學知禮之意。高帝十二年，平定季布之亂後，劉邦還親自祭祀孔子：「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太宰祀孔子」。此為帝王祭祀孔子之始，若非因陸賈而真有所感發，對孔子存有真誠的敬意，他不會作這種前無所承的虛應故事的。
然而劉邦在位期間並不長久，加上時代背景處於戰亂時期，又其本人的生活經歷和文化素質低下等諸多因素，終其一生，對儒家學說及其經典《詩》、《書》、《禮》、《春秋》等，他都缺乏較深入的了解。劉邦的崇儒還停留在形式主義的淺層次上。其所關注的，如何解決內憂外患的問題，以及如何治理漢初的帝王事業。事實上，《新語》對劉邦所發生的影響，並不是很大。誠如徐復觀所言：
陸賈《新語》在劉邦的全部政治意識與政治行為中所能發生真實的影響，當然比重是很輕的。在二千年大一統的皇權專制政治中，儒家真正的作用，更是如此。但在此種皇帝權制的黑暗中，能浮出若干人生存的價值觀念，能在人倫生活裏面由仁義發生若干相濡以沫的作用，能在層層壓制之下，能代替人民發出疾苦的呼聲，這對於我們民族生命的延續，文化的維持，依然有很重大的意義。在這種地方，我們應給陸賈以相應的評價。
據是，則陸賈《新語》雖對劉邦發生真實的影響比重很輕，但「對於我們民族生命的延續，文化的維持，依然有很重大的意義」。徐氏對陸賈《新語》的觀點，實足以代表目前學界的共同看法。
小結
綜上所述，在《史記》文本中，漢高祖劉邦有許多「好罵」、「無禮」的形象，對於儒者更是輕視與傲慢，而在「好罵」、「無禮」等草莽行為的背後，劉邦本人並非是不學無術的莽夫，太史公之所以如此描寫，實是因其特殊的寫作手法，同時又因高祖本身文化水準不高，又身處低層環境，加上當時的時代背景影響所致。
劉邦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原因是儒者對劉邦治理國家有具體的貢獻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在於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對於儒學的需要。再者，就漢高祖政權下的學術思想而言，對於漢初思想文化的啟蒙，影響最大的應是陸賈。吾人藉由考察陸賈《新語》的儒學思想，可以發現，陸賈的儒學思想歸本於仁義學說，很多內容在《論語》中可以找到其淵源，同時吾人可以理解陸賈《新語》對漢高祖劉邦政權下思想、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不但轉變了其原先對儒學鄙視的態度，也促使了儒學與君主權力的結合，使儒學逐漸被官方所認可與重視。雖然劉邦在位不久，並沒有將陸賈的仁義思想放在治國重心的理念中，但在漢初最高統治者對古今關係和對儒家文化的態度上，陸賈《新語》實為漢代學術思想導夫先路者，同時亦在漢初的儒學史上，發揮了承先啟後的歷史貢獻。
統此以觀，本章則於漢高祖之文化水平、漢高祖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新語》的價值與對漢高祖劉邦的影響，或庶幾可曉悉漢高祖與儒家文化之脈絡關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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