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結論
本論文的研究題目為漢高祖研究，茲對本文的研究成果及繼續研究之展望，略作說明與建議，以作為本論文之結論。
本論文研究成果
檢視當今在國內碩博士論文中，(民國100年11月為止)，發表有關太史公與《史記》方面的有關的論文，概略估計共有155筆，而單純與太史公與〈本紀〉有關的論文，則有40筆。在〈本紀〉部份，已發表的過的碩博論文，依時代先後，有「史記五帝本紀輯證」、「《史記．項羽本紀研究》」、「《史記‧呂后本紀》與其相關問題研究」、「從《史記》看漢武帝」共4篇。其中，尚未有任何一篇是以「漢高祖劉邦」為主題之論文出現。是故，本人此篇「漢高祖研究」成果，當可為國內碩博論文，稍填補有關〈本紀〉內容不足之憾。
漢高祖劉邦是漢家政權的始祖，本篇論文主題是以漢高祖研究為主題，當以《史記．高祖本紀》中的漢高祖劉邦作為發揮的題材，誠如李景星對〈高祖本紀〉文本結構所言：
三代以下，以改匹夫而有天下者，自漢高祖始，故太史公多用特筆，與其他本紀不同。篇幅雖長，約而言之，可分五截讀：自首至「多欲附者矣」，為一截，是紀其出身之異；自「秦二世元年」至「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為一截，是紀其起兵；自「秦二世三年」，至「惟恐沛公不為秦王」為一截，是紀其滅秦；自「或說沛公曰」至「而利幾恐，故反」為一截，是紀其滅楚；自「六年」至末為一截，是紀其定天下；以後各事。而一篇收束又分為五層：敘高起、王陵語一層，敘高祖未央宮語一層，敘高祖過沛語為一層，敘高祖死時語為一層，敘群臣上廟號語一層。洋洋萬餘，組成一片，縱橫馳驟，一絲不亂，非有神力，安能辦此！贊語揭出天統，上承三代，下開百王，片言扼要。尤為得體。
據是，可知〈高祖本紀〉的內容從漢高祖其「出身之異」至「定天下」這段史實為主體，涵蓋的時空背景，起自秦末起義、經楚漢相爭、漢朝興立、衣錦回鄉，止於高祖崩長樂宮。是則，「出身之異」部份，為本論文次章主要探究的主題。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記載了大量劉邦的神異事蹟，然除了〈高祖本紀〉之外，《史記》其它篇章中，亦有諸多有關劉邦的神異事蹟。藉由史料的爬疏剔抉，深入進行發掘、分析後，可發現有關劉邦諸多的神異事蹟，乃是為提升本身的政治實力，儘管如此，劉邦之能稱帝建國，是有著更多「人為」的力量，左右局勢的改變。同時，太史公雖肯定「天命」的存在，但更強調「人為」的價值。再者，太史公撰寫《史記》，受到本身思想、時代背景與創作手法等因素的影響，在探討有關劉邦諸多的神異事蹟之際，可發現這是太史公創作《史記》的手法，亦可謂是太史公的「一家之言」。
第參章，「漢高祖劉邦與儒家文化」，在目前有關劉邦的研究，多半偏向劉邦個人特質或劉邦集團方面的探討。在學術思想方面，所論不多。漢承秦制，反映在思想文化的領域裡，即為對先秦時期的子學思潮，與戰國末年總結諸子百家之學的繼承和發揚。各家之中，尤以儒家與道家為盛，故本論文所關注之漢高祖政權下的學術思想，即以此兩家為主，將漢高祖與儒家文化、黃老文化之間的脈絡關係，做進一步的探討與詮譯，以補前人研究不足之憾。本章就漢高祖的文化水平有深入的分析，並對漢高祖對儒家文化態度的轉變過程作了清楚的交代。而陸賈是劉邦身邊儒家色彩最重要的角色，其《新語》中的儒學思想，雖因劉邦在其完成沒多久即去逝，但其內容對漢代儒學的發展極為重要。就此，本章第三節即考察陸賈《新語》的儒學思想內涵，並以《新語》與《論語》文本作一比較，說明陸賈行「仁義」的主張，正是儒學的精義所在。《新語》同時強調「仁義」必須與君主權力相結合的主張，此主張構成了漢初統治者治國的根本思想，對漢初政權安邦定國局勢的具有一定的穩定力量，成為日後儒學與君主權力結合的濫觴。然因劉邦即位後，約七年的光景即去逝了，故陸賈《新語》對劉邦發生真實的影響比重其實是很輕的，但對於我們民族生命的延續，文化的維持，依然有很重大的意義，此對儒家思想的發展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這也是其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根源。
第肆章，「漢高祖劉邦與黃老學說」，賡續漢高祖政權下的學術思想，在漢初百廢待興的現實的環境下，筆者首先對秦始皇政權做一個簡單的回顧，關於秦始皇的暴政，可略分作四方面來檢討。一是徭役繁苛。二是外攘夷狄。三是嚴刑峻法。四是賦歛繁重。這四件事是造成當時社會貧病紊亂的最大原因。過去諸多學者論秦之滅亡，主要是因施暴政所致，但忽略了秦施暴政，實亦是漢初黃老學說興起之背景，故筆者就此詳加舉證，闡述秦施諸多暴政的內容，以及對整個國家、社會、人民所造成的影響，此亦是漢初推行黃老學說的重要關鍵。會在短短十五年的統治，即告滅亡。秦施暴政，造成人民生活的痛苦，加上長期戰爭所引起諸多的後遺症，實是漢初黃老學說興起背景之主因。次節闡述綜合了《黃帝四經》與老子學說，對諸子百家的思想也有所融合的黃老之術，就漢高祖諸多具體作為與有關老子思想觀念的運用，論述劉邦政權下黃老學說的實踐與應用，以明漢高祖與黃老之術的脈絡關係。
第伍章，「漢高祖的帝王之道」，以漢高祖的帝王之道為主題，透過〈高祖本紀〉文本的深入解讀、與高祖相關篇章的聯系，以尋繹太史公筆法的背後深意，對劉邦何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布衣帝王，做一通盤全面的探討與分析。其中充份說明劉邦以平民建國的史實，除了善於用人之外，劉邦的統御之術、具有領袖性格的人格特質、以及時勢的結果，對於其開創西漢、一統帝業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在風雲際會時取得天下，當劉邦晚年返鄉舊地重遊，回顧半生的戎馬生涯，唱出氣勢磅礡的帝王之詩〈大風歌〉，從中可窺見劉邦建立漢帝國的心情寫照，及其創作此詩的內在感受，其所代表的意義，正如劉邦從泗水亭長到凝聚帝業的雄圖，同時也表現出其身經百戰、功成業就，求賢若渴的多層意義。
第陸章，「漢高祖分封諸侯王析論」，在過去討論有關漢高祖分封諸侯王的議題，多半偏重於漢初異姓諸侯王的叛亂與平定，而忽略了漢高祖分封諸侯王源流之探討、漢高祖分封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以及秦楚漢之際諸侯王之歷史貢獻，即使少數注意至此者，亦偏重史學本身的發展，而忽略了漢高祖分封諸侯王在政治與史學上的關係。本章即針對上述議題多所分析，可歸納出重點為：無論是異姓或同姓諸侯王，皆是當時形勢的產物，完全沒有宗法制度的觀念與儒家政治思想的理想，這與西周的分封有很大的差異。劉邦分封異姓諸侯王，雖是為滿足平民野心家的願望，但對於漢家政權建立過程，無疑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左右著反秦戰爭的勝負與楚漢戰爭的成敗，至於翦滅異姓諸侯王與同姓諸侯王的分封，可說是為加強國家統一的必然措施，皆出於一時形勢所演變而成，並沒有政治理想可言，儘管如此，對於西漢未來政治局勢走向郡國制，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尾節部份，對秦楚漢之際諸侯王之貢獻亦作了客觀的評價。
第二節、繼續研究之展望
一、漢高祖與明太祖之比較研究
中國歷史上有二位同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即漢高祖與明太祖。有關漢高祖的最早的史料，大多見於《史記》與《漢書》；而有關明太祖的史料，清張廷玉《明史》〈本紀〉卷一至卷三，有其詳細介紹。檢視國內碩博士論文，另有二篇有關明太祖的論文，其一是張梅燕的〈明太祖設置國子監及其作用(明太祖儲養與利用文人學士)〉，其二是蔡僑宗的〈明太祖御製道德真經之研究〉。就高祖劉邦而言，太史公以鮮明的筆法，深刻地描寫其精彩的一生。而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參與元末起義，並通過連年征戰，最終統一中國，建立中國歷史上的另一個大一統的明王朝。其本人兼有聖賢和暴君的雙重性格，因此他的政治措施，有些極可稱讚，有些又極不合理。他出身微賤，因而深知民隱，即位後嚴懲貪污官吏，大大整刷了元末以來的政風。他也頗知前代宦官、外戚、軍閥的為禍之大，因此他嚴禁中官預政和母后臨朝，並以文臣掌理軍政，這些都是太祖政治好的一面。但他「家天下」的思想極濃，益以猜忌殘忍的性格，使他做出許多荒謬殘暴的舉動，足以抵消他的善政而有餘。
就這二位同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而言，無論是出身背景、取得天下的方式、用人之道、性格特質、治國理念……等等均有所不同，若能以此二位平民皇帝做為研究的主題，藉由史料分別爬疏整理，詳加比對、分析，並歸納其異同之處，對於後世之影響等等，當甚有其學術價值的存在。
二、《史記．高祖本紀》與《漢書．高帝紀》之比較研究
司馬遷秉承先父遺志，繼承《春秋》精神，肩負史家職責，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寫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凡百三十篇的《史記》。今細核其內容，五帝、三代部分最為疏略，入春秋而差豐，及戰國而較詳，至秦、漢則燦然大備矣。尤以漢初高祖至孝武一段，其間不過百年，所佔篇幅，超過全書之半。
《史記》既出，以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班彪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固又因父所續前史未詳，遂又潛心研討，綴輯所聞，斷自高祖，盡於王莽，勒成《漢書》百篇。其書即成，遂傾動一世，得以媲美《史記》，擅名千載。然其漢初至孝武帝太初年間事，竟全仍《史記》，絕少更易。對此近乎抄襲之事，昔賢頗有譏評，如唐劉知幾《史通》云：
自漢以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劉氏對於班氏身為太史，卻「曾無弛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甚不以為然。又宋鄭樵《通志》，對於班氏抄襲《史記》，亦感不屑。《通志總序》云：
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厠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以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
上引二條，皆深責班氏不當盡竊史公書也。劉、鄭雖言之有理，但卻過於苛責，當初班氏著《漢書》之時，即已明白表示其書非「作」乃「述」也。史者當以刪述為能事，古人不以文辭為自私，史文又不可憑虛而臆造。故《漢書．敘傳》云：
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世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與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
據此，班氏表明其書乃「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強調是以「述」的方式，寫出《漢書》。對此，清章學誠即為其辯護，《文史通義‧言公篇》篇曰：
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為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為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為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
章氏所言，甚為公允，蓋史家著述，不以抄襲為嫌也。是故，《漢書》孝武以前若無襲錄《史記》，則「豈將為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
班氏自孝武以前，雖多襲錄史記，但亦有另取新材之處。蓋《漢書》不同於《史記》，乃一代之史，以闡揚本朝功德為主，故於西漢初年之史實，敘次遂不厭求精求詳也。《史記‧高祖本紀》與《漢書‧高帝紀》雖同敘高祖事，然《漢書》為直錄《史記》最早之鈔本，可為可為校勘《史記》之依據，而其間又探頤索隱，穿穴訂補《史記》之訛誤缺漏，雖為數不甚多，然皆彌足珍貴也，茲略舉數例說明之：
其一、《漢書‧高帝紀》高祖二年二月，增述高祖復關中、賜民爵、除租稅、置三老、舉行能、賜酒肉等政，此高祖兵間寬懷大度，收拾關中民心處，皆繫得天下根本，《史記》失載。
其二、漢著於張耳韓信、陳平歸漢，本末特載本紀中，正見高祖之攬用人傑資成帝業處，《史記》於此等亦嫌其略。
其三、漢二年三月，增董公遮說漢王當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一節。案董公說殊切於義理，亦關係歷史頗重，班固全補載之。《史記》但云：「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則太簡而明矣。
其四、漢著載四年八月，初為算賦、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亦要事《史記》不書；高祖即位以來，詔書凡十八九道，皆封侯王、尊高爵、復侯諸子赦天下、求賢士等大事，也當依《漢書》一一詳載之。
綜而言之，太史公與班固所處時代環境有別、身世遭遇不同，其思想異趣等因素，以致對於同一人物和事件的評論，往往有形式或實質上的不同，所以通過〈高祖本紀〉與〈高帝紀〉文本的比對，加上論贊不同的比較，可以看出馬、班在許多方面看法的異同。若能以此二者作賡續的比對研究，則此議題不僅新穎，內容更具開闢性，可提供研究馬、班思想和漢代歷史的另一種視角，亦是另一條可拓展研究新學術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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