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的帝王之道
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以縱橫不亂的生動筆法，詳盡描寫了劉邦由斬蛇起義、入關滅秦、楚漢相爭、戰勝項羽、稱帝建漢，以及誅殺功臣，穩定漢初局面的種種過程，表現出劉邦「意豁如也」的帝王氣度。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劉邦在病危時說出：「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表面上看來，劉邦似乎認為「天命」是左右著人事變化的主因，然而事實上卻並不如此。因為當天下大定，劉邦置酒雒陽與諸將討論其何以得天下時，即清楚地表達了「天命」實不能支配人謀。〈高祖本紀〉云：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是乃太史公借劉邦之口，清楚說明了劉邦得天下是因他善於用人的結果。不過，光是善於用人單方面的因素，仍不足以充份說明劉邦以平民建國的史實，除了善於用人之外，劉邦的統御之術、具有領袖性格的人格特質、以及時勢的結果，對於其開創西漢、一統帝業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本章即以漢高祖的帝王之道為主題，透過〈高祖本紀〉文本的深入解讀、與高祖相關篇章的聯系，以尋繹太史公筆法的背後深意，對劉邦何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布衣帝王，做一通盤全面的探討與分析。
第一節 漢高祖的用人特性
中國歷代皇朝，君主對於人才選用的標準，通常都是以德才兼備為最主要的
首選目標。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云：
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據是，則司馬氏將人的類型分為才德全盡的聖人；才德兼亡的愚人；德勝才的君子；才勝德的小人。司馬光論才與德，強調用人要講究德才兼備。他認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如果兩者兼全謂之聖人，是最好不過了。人才既然包含德與才兩個方面，那麼，哪方面較重要呢？在舉賢用能中如何妥善處理德與才的關係呢？司馬光總結歷代經驗教訓後，得出了精闢的見解：
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觀是，則凡取人之術，若得不到聖人與君子的情況下，與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在於「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小人挾才為惡，則惡亦無不至矣。由此可知，國之亂臣與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司馬氏之見，道出了歷史興衰與舉賢用人之關係，也道出了為國為家者，慎選才德的重要性。
劉邦生處的時代，早於司馬光1200多年，劉邦在打江山的時侯，司馬氏的《資治通鑑》尚未問世。司馬光的德才之論，自然也無法影響到劉邦用人的策略，劉邦選才是有自己一套的眼光。檢視《史記》各篇章，很明顯地看出劉邦對於人才的選擇，並非是以才德為主要考量，而是以提升本身集團的戰鬥力為主，凡是能夠增加自己實力的人才，可說是來者不拒。或許就是因為如此，劉邦網羅了許多豪傑之士為自己賣命，其中，有不少是從項羽處轉投靠過來的謀士或宿將。反觀項羽，自始至終缺乏對人才的認知，自恃甚高，難與人交好，兩相比較，優劣立見，劉項之爭，勝負之數可預卜矣。整體而言，劉邦用人的特性約有三端，茲分別說明如下 ：
一、善於羅致人才
劉邦羅致人才是不問其出身背景的，正如班固所言：「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劉邦部下有的出身貧苦，周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樊噲「以屠狗為事」；灌嬰乃「販繒者也」；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夏侯嬰「為沛廄司御」；韓信「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欒布「窮困，賃庸於齊，為酒人保」；酈食其「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如此等等，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皆是能「匡國家難」之士。
有的出身於小官吏，如曹參是秦獄掾，蕭何是秦主吏掾，張蒼乃秦御史，周昌為秦時卒史，酈食其為里監門；有的則出身於豪富大家，如王陵「始為縣豪」，但倒向劉邦後，雖母曹烹，對漢家事業卻堅定不移；有的則出身於相家，如謀士張良，為漢高祖畫策大臣，其一謀一畫，無不繫漢之得失安危；還有的是出身罪囚、群盜。如黥布「及壯，坐法黥……亡之江中為群盜」。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邔嚴侯黃極忠也是「群盜長」。這些人敢於造反，反抗性極強。整體而言，不論之前他們的出身如何，他們在投靠劉邦之後，多能發揮所長，而成為劉邦得力助手與幹將。
除了不問出身之外，劉邦羅致人才也不問國別，只要是忠心歸附之士，同樣予以重用。其中不少降將，如燕降將溫疥、趙降將程黑、梁降將衛胠、齊降將旅罷師、趙降將張瞻師、楚降將許猜、以後都封了侯。劉邦對歸降的臣子，大都以寬厚待之，如齊田橫敗後，「與賓客亡入海」。劉邦知道田橫兄弟本定齊，擔心賢者多附之而成為亂源，於是「遣使者赦橫」，並允許來降者「大者王，小者侯」。
另外，劉邦對人才只問大節，很少問小節。對於反叛過他，或所怨恨之人，劉邦往往是不計前嫌而納為已用。誠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所載：
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末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齊弱燕，由是而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劉邦於重用人才時，即能用長避短，既往不究。如季布，為任俠有名之士，本屬項羽，曾經在戰場上數度擊敗劉邦，「數窘漢王」，讓劉邦深感痛恨。項羽滅亡後，劉邦便想懸賞千金擒拿季布，並表示有敢藏匿者，滅其三族。後朱家為其辯護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劉邦隨後承認是自己的不對，不但赦免了布，季布被劉邦召見時，向劉邦謝罪，劉邦還任命他當了郎中；又如雍齒，乃高祖所痛恨之人，因其先叛漢降魏，劉邦「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其後歸漢，劉邦聽從張良，「封雍齒為什方侯」；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雖曾「自髠鉗為王家奴，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劉邦知道他們是賢者，「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於是「盡拜為郡守、諸侯相」；黥布之相朱建，曾阻止黥布謀反，劉邦得知後，不但不誅殺他，反而封他為平原君。
大陸學者羅慶康曾經對漢初功臣的出身背景作過統計，漢初列侯137人中，出身貧苦的達56人，出身小吏卒的達24人，出身官僚豪富者48人，據此統計，則出身下層之士達65％，已超過總列侯人數的一半。由此可見，劉邦所羅致的人才，大多出身低微。
綜合言之，在天下未定時，劉邦選用人才的標準，只重其才而不考其行。出身背景、原屬國別、志節操守都不是其所考量的主要條件，只要是能提升本身集團的戰鬥力，增加自己的實力，可說是來者不拒。
二、善於用人（量才適用）
《呂氏春秋‧知度篇》云：
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
《呂氏春秋‧分職篇》亦云：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
上引二條，則「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可說是法家的尚賢思想；「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可說是道家無為思想的補充。綜觀劉邦的用人策略，與之多少有不謀而合之處。
楚漢戰爭中，劉邦本身有自知之明，能夠清楚了解對於自已的成功的原因。這在他戰勝項羽後，在洛陽南宮酒會列侯諸將的總結中，道出自己之能取天下是因能知人，並擅用人才。《史記．高祖本紀》載：「此三者（子房、蕭何、韓信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劉邦很清楚自己並非最「賢」之人，他的成功完全在於自己善於用人。
韓信出身卑微，早年貧苦無依，受人凌辱，初投身軍旅時屢不受重用，直至蕭何向劉邦推薦，始露頭角。因他有非凡的軍事才能，劉邦就讓他獨當一面，自行決策作戰，後為劉邦破魏、破代、破趙、降燕、破齊，最後破項羽於垓下；張良、陳平在運籌帷幄方面獨領風騷，劉邦就把他們留在自己的身邊做顧問，使劉邦在危境中能夠化險為夷；蕭何是劉邦手下治民理財能手，劉邦便將後方各種大權盡量讓蕭何獨撐，發揮其才能。劉邦在與項羽對抗的五年之間，「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為劉邦在前方放手作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難怪在勝利後，劉邦論功行封時，將蕭何放在第一位；樊噲本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時，以噲為舍人，劉邦看中其膽識，後任其為參事。噲樊以一個狗屠，敢於在刀光劍影之中，誚讓叱咤風雲的項羽，而脫沛公於難；灌嬰本為賣繒的商販，後輔佐劉邦打天下，而封侯拜相，澤及子孫；酈食其、陸賈二人，本來才華在於游說，用兵作戰非其所長。劉邦則量才用人，安排他們進行游說工作。酈食其靠游說降服了齊七十餘城；陸賈則二次出使南越，平定邊疆，為漢王朝的穩定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對於劉邦擅用人才的事實，韓信有一段話頗為中肯，韓信說：「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在這裡，韓信道出了劉邦的才能在於「將將」，也就是善於利用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劉邦成功的秘密。清人林伯桐對於劉邦的善於用人，表達了更為精闢的看法：
漢高輕士善罵，大抵近其前者多頑鈍無恥之士，然於人才實能留心。略地陳留，則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討陳豨則問趙有壯士可將者乎？於田橫之客，則莫不加禮；於張耳之客，則莫不錄用。酇侯一言而將淮陰；留侯一言而封雍齒。不獨氣奪於四皓，心折於三傑也。知人善任，宜其屈群策也夫。
觀是，則高祖「輕士善罵」，但卻能「時時問邑中賢士豪傑」，注意尋覓人才，又能「知人善用」，林氏的觀察，頗為細膩且深得核心，蓋悉高祖善於用人之旨義也。
三、善與人同利
劉邦用人的特性，也表現在「與人同利」的豁達胸懷。在楚漢相爭的過程中，劉邦深知平民野心家急於出頭的欲望，常大方地將勝利的成果與部下同享。彭越的部隊本無所歸屬，漢二年（公元前205年），劉邦率諸侯擊楚途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劉邦馬上察覺他的企求，乃拜彭越為魏相國，賦予他梁地實際統治權，從此彭越在梁單打獨鬥，為漢賣命，不須劉邦一兵一卒，卻成為項王的心腹大患。
至於韓信，則以少數兵力在黃河以北獨當一面，不斷擴大戰果，且屢次以新收編的降卒挹注劉邦滎陽、成皋的戰局，而劉邦也能適時的給予回饋，封韓信為齊王。這就表示劉邦能「與人同利」。〈劉侯世家〉有一段話把劉邦這種「與人同利」的性格描述得非常生動，「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以共功者？』」劉邦為了能夠戰勝楚軍，是毫不吝惜的可以將關東土地完全「捐」出來，裂土分封而「與人同利」。
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追項羽軍至陽夏，與韓信，彭越期會，合擊楚軍，至固陵，而韓信，彭越未至，結果劉邦被項羽打得大敗。在這種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張良建議劉邦與信、越共分天下：「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雎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劉邦馬上執行，最終徹底打敗項羽，贏得了楚漢戰爭的勝利。由「使各自為戰」，可見韓信、彭越這兩路一點也不須劉邦操心，劉邦所做的正是「與人同利」，使他們完成劉邦滅項的目標。
綜上所述，則劉邦除了善於羅致人才外，也善於用人，善於與人同利，所以身邊人才濟濟，各盡其力。清趙翼在總結西漢初期的政治結構時，稱此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廿二史劄記》云：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吏；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輓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
在這裡，趙翼清楚地指出劉邦的功臣集團的份子中，除張良家世高貴以外，其次則為秦御史、秦待詔博士、吏掾、獄吏、卒史、騎將、材官、白徒、屠狗者、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販繒者、輓車者等等，「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未有也」。他們大多是出身低微。或許是「物以類聚」，劉邦本身是布衣起家，其臣亦大都是「亡命無賴之徒」。
綜上所述，劉邦用人是不拘一格，上至貴族之子，下至輓車者，均有為劉邦所用。這些人才並非是一來就歸附於他，而是因為劉邦能用人能盡其長、從善如流、有大胸襟、不吝惜，故人才越聚聚多，終於成就了大事業。
第二節 劉邦的統御之術
中國傳統的歷史，自黃帝以來，都是由帝冑貴族做皇帝，統率天下；劉邦以一介平民，建立西漢帝國，改變了這個歷史的傳統。帝王掌握國家的政治大權於一身，為維持國家的穩定與局勢的發展，領導人必須具備良好的統御能力，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商君書‧算地篇》云：「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此處的「審權」、「審數」，指的就是君主的帝王之術，也就是駕馭人民和臣下的一套術數。法家商鞅的馭民術不外兩種：一種是消極的禁，一是積極的勸，禁又須愚民和重刑。在《商君書‧墾令篇》中說：
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
愚民之外，還須重刑，使人民既愚又怕，人民就如牛馬，成奴隸，完全馴服聽君主鞭撻驅使了。《商君書‧去彊篇》上說：
重刑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王者刑九賞一，彊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
這一套是奴隸社會、封建時代對付奴隸和農奴、農民的辦法。至於馭臣術，法家韓非子則說得相當透徹，他提出張君權，貴王弱臣的觀點。如：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 。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王。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歸去智，臣乃自備。……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
這種帝王術的權術，是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場。「不貴其臣」，是不要太誇獎臣子，要只挑毛病，要顯出自己比臣下高明萬倍。君主「導制其臣者」，主要是「二柄而已也」，即刑與德。君王掌有賞封與生殺大權，是故能以此來駕御臣下，以立德威。君主要喜怒無常，好惡不形於色，以免給臣下有可乘的機會。使臣下害怕，不敢揣摩、謊報、作試探，只有老老實實說實話。名譽都歸自己，盡一切辦法樹立自己權威，教人民都奉我為神。做錯了都推給臣下，找代罪羔羊。如果出了大亂子，實在推託不了，還可下罪己詔。再不行，還可傳位給太子，或下大赦令。其他還有行封禪禮、藉田禮、郊祀、廟祀、祭孔禮………一切都是站在君主的立場。
中國古代的帝王中，劉邦可說是最善於運用統御術者之一。自反秦戰爭，楚漢戰爭，至建立西漢帝國，劉邦發揮了其卓越的領導才能，充份地運用儒、法、道家等各種手段，為西漢王朝奠定了堅定的事功基礎。茲以下列五項要點，分析說明劉邦的統御之術。
一、製造輿論、提升實力
正如本論文第二章所言，劉邦微時諸多的神異事蹟，實多為劉邦與後人編造、杜撰附會所生。劉邦利用身世從蛟龍所生等神異事蹟，神化自己，使他人對自己產生神祕感，敬畏感，從而達到令他人追隨自己，服從自己，目的是建立起本身的人脈，為後來的政局發展取得優勢。
這種神異的事例，並非劉邦首創，早自先秦時期即已有之。如殷祖契和秦祖大業，都被說成是其母吞玄鳥卵而生，周祖棄被說成是其母踐巨人腳印而生。總之，他們不是凡人所生，故其後代子孫享有天下。但先秦時期統治者對這些神蹟事蹟的運用比較單純，多數是對其出生人種的神化。而劉邦對此神異事例的運用，要比其前代君王更全面，更高明。他不僅神化自己的出生，說自己的母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於是產下自己；而且還說自己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是與眾不同的異人。還假託一「不知其處」的老父相面，說他是「貴不可言」的貴人。又編造一個赤帝子下凡，斬了化為蛇的白帝子的故事，神化自己為上帝之子。又讓妻子呂雉宣揚他為了躲避秦始皇對東南天子氣的鎮壓，亡匿山澤，但是個「所居常有雲氣」的神奇人物。對高祖蛇白蛇之事，楊循吉說：「斬蛇，沛公自托以神靈其身，而駭天下之愚夫婦耳！」對劉邦所居常有雲氣之事，徐孚遠說：「高祖隱處，豈不陰語呂后耶，隱而求，求而怪，皆所以動眾也。」《史記》中提及有關劉邦身上種種的神異之事，尚有「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等等，都是他本身或後人所神化，借以威眾而編造出來的。這些在今天看來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劉邦所處的時代，卻是十分有用的。
劉邦透過種種神異事蹟的宣傳，製造出輿論，以爭取民心，果然達到「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的效果。陳涉起義，他也趁機造反，奪取沛縣後，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眾人都擁立他為沛公，當他真的做了漢王，做了皇帝，這些神異事蹟所引起的作用就更大了，身邊的臣子也都將其視為神人。〈留侯世家〉贊云：「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淮陰侯列傳〉中韓信則云：「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可見劉邦是個製造輿論的高手，連身邊大臣都受到影響。
二、爭取民心、壯大聲勢
民心的向背決定事業的成敗，自古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太史公在〈高祖本紀〉與〈項羽本紀〉中，可看出劉邦的統御之術是非常注重民心的向背。從得民心者劉邦之勝利與失民心者項羽之失敗的鮮明對比，可以明顯而深刻地總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歷史規律，此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在秦末劉、項反秦階段，出身貴族的項羽雖勇誅暴秦，成為眾望所歸的大英雄而稱霸一時，但是他只知滅秦，不懂安民，他無視民心，以暴易暴，所過之處無不殘滅，致使「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另一方面，從平民百姓脫穎而出的劉邦，卻是「仁而愛人」，以民為本，處處以得民心為務。在秦失其政時，他在沛揭竿而起，反抗暴秦；能很快攻入咸陽，就是順應民心的結果。〈高祖本紀〉載：「又與秦軍戰於藍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進入咸陽後，劉邦不殺子嬰，聽樊噲、張良之言，不燒、不殺、不搶，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宣布了他的政策：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秦人大喜」、「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寥寥數語，寫盡秦民擁戴劉邦之心。除秦苛法，約法三章，是以德繼暴；安定民心，待諸侯而定約束，是以治繼亂，以讓代爭，以退為進。
在楚漢爭天下階段，劉勝項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劉邦能夠實踐「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歷史規律。從〈高祖本紀〉劉邦對待義帝被項羽所殺一事的態度，可以清楚看到劉邦是如何順應民心，利用民心。
項梁起事後，用范增謀，覓得楚懷王散居民間的孫子為楚懷王，以號召天下。秦滅，項羽自封西楚霸王，乃尊懷王為義帝。他怨恨義帝沒有分派自己入關破秦，把機會給了劉邦，因此，遷逐義帝於郴縣，繼又殺之於江中。義帝雖為傀儡，但他畢竟是楚人心中復國的堡壘，諸侯義軍的精神領袖。項羽殺義帝，盡失楚人之心，並失天下諸侯之心。劉邦聽到這消息，立刻大事張揚：「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並發使者遍告諸侯：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短短百字訃告，可稱天下妙文。義帝本項羽所立，訃文卻說「天下共立義帝」，把諸侯全部拉到自己一邊。當時諸侯誰也沒把義帝放在心上，訃文卻說「北面事之」，把義帝的地位抬得極高。「寡人親臨發喪」，不過藉此擴大事態；「諸侯皆縞素」，顯然意在壯大自己的營壘，陷項羽於孤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願從」二字尤為絕妙，把諸侯推到擊楚聯軍的主導地位，自己則甘隨其後，以為從屬。劉邦把這篇訃文送給各諸侯，以激怒天下，使人心共憤。而且，藉以表明漢楚之爭並非兩家互爭天下，而是漢以順討逆，以有道伐無道。劉邦由此把握機會，以義帝的死為名義而大肆動作。在民心上加深了根基，在軍事上又增加統率諸侯，共同誅項的可能。就這樣，他自己成了大仁大勇者，贏得了天下人心。
在一些細微處，劉邦同樣不忘以愛民、親民的方式展現其統御之術。漢二年(公元前205年)，劉邦率軍正面向東發展，凡帶來一萬人或是帶著一個郡歸降的將領，都封為萬戶侯，並下令將秦朝皇家的園林獵場全部開放，「皆令人得田之」；出關至陜西時，「撫關外父老」，對那裡的父老們安撫慰問；入關至櫟陽時，「存問父老，置酒」，同樣地向父老們表示慰問，同時還大擺筵席；當在垓下滅項羽後，他又「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以安定魯地人心。在思想上始終重視民心，在行動上處處爭取民心，劉邦在得天下之前已牢牢地控制住了百姓之心。
三、不吝封賞、激勵臣下
政治領袖領導能力的另一表現，在於能賞罰公正。賞罰公正，才能夠讓那些努力的人繼續努力，不努力的人也能因此激勵他的努力心。其中封賞是歷代君王常用的手段。而封賞的內容，可以是用土地、爵位、稱號或財物賞賜給手下，從而達到使他們感恩戴德，效忠自己。如周武王滅商後，「封師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與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晉公子重耳流亡在外19年，回國為君後，「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這些賞封，全在事成後，雖也是出於統治者的需要，但來得較自然。
像這種常規的統御手段，劉邦自然是不會放過的。他當了皇帝後，就封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英布為淮南王，韓王信為韓王，張耳為趙王，臧荼為燕王，吳芮為長沙王，史稱之為「漢初異姓諸侯王」。劉邦深諳封賞的目的是為了用人、誘人。正如道家《老子》三十六章所云：「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但劉邦的封賞與其它君王的分封有不同之處，無功先賞是激勵，是爭取，是眼前急需；功後封賞是酬勞，是慰藉，是為將來能再為己賣命效力；對於此種的分封方式，茲分述如下：
（一）無功先賞
劉邦在急需用人時，往往採用無功先賞的手段，以利為誘餌，達到為其所用的目的。《孫子兵法‧九地篇》云：
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敵。
孫武主張在戰爭非常時期，應施行超出慣例的獎賞，激勵三軍，驅卒赴戰。士兵所以甘冒風險，拼死不顧，並非惡生好死，實為求重賞而已；「香餌之下，心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劉邦在楚漢戰爭時，即多次用此方式，激勵部下，獲得很好的戰果。
如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追項羽軍至陽夏，與韓信、彭越期會，合擊楚軍，至固陵，而韓信，彭越未至，結果劉邦被項羽打得大敗。在這種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劉邦採用張良的建議：「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雎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誘使二人出兵，會至垓下，最終徹底打敗項羽，贏得了楚漢戰爭的勝利。
又如漢十年（公元前197年），陳豨反趙地，劉邦去平叛，至邯鄲，得知本地有四位庶人壯士可以為將帶兵，劉邦馬上召來四人，「封之各千戶，以為將」。此舉引起劉邦手下一些長期追隨者心中的不平，劉邦說：「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不以慰趙子弟！」劉邦的話，反映出他封賞的實質，完全是出於統御的需要。在劉邦的無功重賞之下，不僅爭取到了趙地的四位壯士，而且慰藉了趙地子弟，使趙地人人為其力，果不其然，漢兵很快地就擊敗了陳豨叛軍，劉邦的政權也得以鞏固。
（二）憎恨者先賞
一般君主封賞的習慣是先封功勞大者，或與君主關係較親近者。但劉邦的封賞有時根據情況需要，不完全按常規進行。漢六年（公元前201年），劉邦已當皇帝，封蕭何、張良、曹參等親信20餘人，其它有功之人還未及封，對於那些未得封爵的功臣們，則「日夜爭功不決」，劉邦在雒陽宮看見將領三三二二地坐在沙堆上，不知在議論甚麼，詢問張良後才知「此謀反耳」，氣氛十分地緊張。劉邦聽從張良計，先封平時最憎恨的雍齒為什方侯。劉邦之所以痛恨齒雖，是有其原由的。秦末大亂，劉邦打敗秦軍後，命雍齒駐守豐鄉。雍齒經魏國人周巿誘反，遂行背叛；劉邦攻打自己的老家豐地不勝，故「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後雍齒雖也跟隨了劉邦，但劉邦始終耿耿於懷，從心中厭惡痛恨。劉邦封仇人雍齒為侯，這種忍小忿，對自己所惡之人，亦給予封侯的統御之術，很明顯的是做給別人看的，此招十分有效，使其它有功之臣皆喜，認為「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功臣們好比吃下了定心丸，劉邦也成功的化解了一場可能形成的權利鬥爭之紛擾。
綜上所述，則知高祖對於賞封之事，不但果決大方，且富有濃厚的政治手腕。對此，蘇洵有一段話頗為詳肯：
昔者，漢高非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迫項籍垓下，與信約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薔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實，不怨，而先實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
觀是，蘇氏分析出韓信、黥布、彭布「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而「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從中，可知高祖不但善於識人，也深懂人心，對樊、滕、灌等三人，高祖「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實，不怨」，而韓、黥、彭三人則是「極於富貴而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劉邦運用其識人的經驗，而對憎恨者先賞，實為高明智慧的表現。
四、侮慢他人、建立威勢
在《史記》文本中，漢高祖劉邦有許多「好罵」、「無禮」的形象，對於儒者更是輕視與傲慢。劉邦侮慢他人，建立權勢的第一招就是罵人。他時常開口閉口說「乃翁」、「爾翁」，蕭何說他「素慢無禮」、陳平說他「慢而少禮」，魏豹說他「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劉邦不但罵欒布，對酈食其也罵，陸賈也罵、韓信也罵，甚至故交蕭何也罵，幾乎罵遍手下的文臣武將。劉邦「與人言，常大罵」或許是他的性格特點。但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也是他統御手下的一種手段。藉由罵人，使別人感覺受到侮辱，好似做錯什麼事而惴惴不安，被罵之人又不至於因此小事而敢與劉邦撕破臉，公然反抗，影響到自己的前程。這樣以法家的「勢」(權威)，在心理上就戰勝了對方，久而久之，別人也就習慣成為他的馴服工具。如管理能臣蕭何，在劉邦面前是俯首貼耳，軍事奇才韓信，在劉邦面前也是處處被動，不能說這與劉邦平時常罵人的心理震懾沒有關係。
劉邦侮慢他人，建立權勢的第二招就是召見人時洗足。一般而言，禮賢下士是統治者招攬賢人慣用的信條。周公為招攬人才而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這早已是漢以前歷史上的美談。《孟子‧離婁篇》載：「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更強調了君臣之間應互相尊重對方。但劉邦卻反其道而行，對於人才的面談，尤其是不羈之才的晉見，常用一邊洗足一邊召見這種極無禮的方式來對待。如酈食其是高陽有才的狂生，「縣中豪傑不敢役」，經人介紹要見劉邦，劉邦召見他時，竟使兩二女子洗足，氣得酈食其直說：「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但就是這樣一個狂生，在劉邦洗足召見之後，卻死心蹋地為劉邦獻計獻策，最後竟為劉邦奪取齊國犧牲了自己。
英布(？－西元前196年)，又名黥布，(今安徽六安)人，平民出身。年輕時，有人給他相面，預言他將來「當刑而王」。壯年時，因觸犯秦皇朝的法律，果然被處以黥刑。從此，又名黥布。反秦戰爭時，黥布以兵屬項，常為軍鋒，因得立為九江王，據地養其全力，其去就實繫楚漢之輕重。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共滅楚垓下，王淮南。在此之前，劉邦召見黥布時，黥布先被劉邦羞辱，後又「大喜過望」，其中轉折，可看出劉邦用人高明之處。〈黥布列傳〉載：
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英布同隨何一同謁見劉邦時，滿以為會受到劉邦隆重而熱烈的歡迎，結果是劉邦踞床洗足時，漫不經心地召見了他。虛榮心極強的英布，頓時感到莫大的污辱，痛悔自己背楚歸漢，甚至一時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可是，英布來到劉邦為他安排的館舍，發現「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英布在叛楚歸漢後，對劉邦集團最大的貢獻，在於當時劉邦新敗於彭城，擔心項羽追擊，黥布起兵攻楚，項羽使項聲、龍且攻淮南，相持數月，遲滯了項羽攻漢的行動，使劉邦得以從容撤退，重新部署，度過最危險的時刻。〔唐〕顏師古在評論劉邦如此對待英布時說：
高祖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
唐張守節在《正義》中則云：
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悦其心，權道也。
兩條內容幾乎一致，顏、張皆認為，劉邦對黥布的態度，因「恐其自尊大」，故須以「峻禮」折服，此觀點正是劉邦習慣用人的伎倆之一。明人鍾惺對劉邦用人的方式，曾有一段話頗為精闢：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為吾用……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出三人上耳。
據此，則劉邦盡取臣下是「先制其命，奪其魄」，目的在於「使不敢動，而後能為吾用」，充分發揮了用人的藝術。鍾氏所言，頗為鞭辟入裡，足能詮釋出劉邦的統御之術。
在《史記‧黥布列傳》中，高祖「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的殘忍舉動，亦是建立威勢以樹立其統御之術的另一實例。對此，〔清〕郭嵩燾是如此地評論：
貫高說趙王反，蒯通說韓信反，高祖皆赦之，所為必誅信、越者，畏其能耳。既致之死，其猜忌之心應已釋然矣，又醢之以賜諸侯，此何為也？蓋將以威脅諸侯，使之噤不敢發耳。高帝以布衣有天下，專欲以威制人，秦世之所以用法刻深，亦此意也。嗚呼，秦漢之際，天地之一大變也！
據此，高祖以「以威制人」、與秦世「用法刻深」相提並論，無異道出了高祖行黃老之術，主刑名的一面。
五、殺戮異已，穩定政權
君王殺大臣，歷代歷朝皆有，因為它是君王最基本的統御手段。但為了維持漢皇朝的長治久安而大肆殺戮臣下的，首先其例者，應算劉邦。劉邦建立西漢皇朝後，論功行賞，陸續分封了八個異姓王，分別是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趙王張敖、燕王臧荼、燕王盧綰、和長沙王吳芮。其中盧綰被封為燕王之前，占據燕國王位的是臧荼。
劉邦所封的異姓諸侯王，大部分是在楚漢戰爭中和勝利後分封的，當時，劉邦的分封，一方面是出於戰勝項羽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受到秦末頗有群眾基礎的社會分封思潮的影響。在分封諸侯王的同時，法律層面本就有限制王國權力，諸侯王必須遵守漢法，以保證君臣尊卑的名實一致，如諸侯王不得使用天子儀制，沒有中央虎符，不得擅自發兵，王國官吏要按照中央法令設置，王國不得召納亡命和中央爭奪人口，諸侯王要定期入朝覲見……等等。
然而，漢初王國是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與中央是國與國的關係，彼此疆界嚴格清楚。諸侯王有治理王國的全權，王國官員除太傅、丞相等少數二千石官員漢廷代置以外，其餘諸官均由王自行任用，王享有一國完全的軍政諸權，可以為所欲為，形成了半獨立的割據政權。此種局面，自然對西漢中央政府構成了嚴重威脅。與之相比較，漢朝中央政府直接統轄的地區卻只有關中、漢中和巴蜀等十五郡，直接兵力所及，大體不出今日隴海鐵路河南的沿線左近，雖然較為富庶，但偏在西部，總面積也較關東小得多，除關中外，廣大的地區，一開始便都直接控制在異姓的諸侯王手上，這樣就難以形成漢中央對地方，尤其是對諸侯王國的有效控制。
劉邦對於割據一方的異姓諸感到憂慮與不安，因凡有奪其產業可能性的人，都有可能會有叛亂行為。事實上，不管他們是否謀反，其被誅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在封建君主專制時代，愈是有才能、有大功的臣子，對君王威脅也就愈大，君王對他們也就愈不放心，一旦時機成熟，君王就要採取殺戮行動。這也正如韓信被捕所言：「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劉邦當了皇帝後，除殺韓信、彭越外，被他直接或間接殺戮的大臣，還有黥布、韓王信，陳豨等這些有才華、立大功的著名人物。由於這些著名人物的相繼被殺，使漢家皇權受威脅的可能性大大減弱。
除了殺戮漢初異姓功臣外，最能說明劉邦用殺戮統御手下的例子，應屬斬殺丁公一事。丁公原是項羽手下的一個將領。彭城大戰時，他為項羽在彭城西追擊劉邦，兩個人短兵相接，眼看就要抓住劉邦時，劉邦著急地回頭向丁公喊道：「兩賢豈相戹哉？」丁公感於劉邦之言，就放了他。項羽被消滅後，丁公求見劉邦，劉邦不但不感謝丁公，反而「以丁公徇於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劉邦斬丁公事，前人有諸多探討，凌稚隆引董份曰：
敘丁公事，以見季布忠于項王，且明高祖賞不記仇，罰不私德，布以榮，丁以殺，又為忠不忠之戒。
又引張之象曰：
季布之忠，雖有怨而必用；丁公之不忠，雖有德而必斬，書附於此，見高帝善用賞罰也。
據此，則董、張之說，都偏向於高祖之殺丁公，是因其不忠，但若回過頭看，忠不忠於主，其實並不是劉邦唯一考量，如陳平、韓信、黥布等人，以前都曾跟隨過項羽，後再轉投於劉邦，劉邦並沒有因為他們之前對項羽的不忠，而給予懲處，反而採取接納並給予重用。至於高祖善賞罰，是否在於臣下忠與不忠？對此問題，姚苧田另有不同的看法：
高祖名為大度，而恩仇之際，實不能忘。如季布、雍齒初實欲誅之，以屈於公義而止。又如戛羹小怨，而終不忘情於丘嫂，他可知矣。丁公短兵急接之時，窘迫可知，雖以謾詞幸免，而怒之者實深，故因其來謁而斬之，其本心未必果責其不忠於項王也。不然，何以不并誅項伯乎？
是則姚氏從高祖的心理層面來看待此事。高祖之所以會斬殺丁公，說穿了就是「有仇必報」，其內心的想法是「恩仇之際，實不能忘」，正如一般人對於傷害過自己的人，總有怨恨之心，「而怒之者實深」，說明了劉邦雖胸懷「大度」，但也有平凡人性的一面。在當上皇帝，掌有生殺大權之後，運用領導統御之術，對於所惡之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殺戮了事，無關乎丁公是否忠於君主。姚氏之說實不無道理。然太史公描寫高祖斬殺丁之事，恐另有其它涵意：吾人仔細比對《史記‧伍子胥列傳》來看，則劉邦之斬殺丁公，與句踐滅吳後，同時殺了吳之內奸伯嚭，且責其「不忠於其君」、「與己比周」事同。凡此等等，皆可見太史公的一種態度，即痛疾賣主賣友之輩，對於叛主求榮人物的一種憎恨與憤慨，而不是為了表現劉邦、句踐的「善用賞罰」。
第三節 漢高祖的人格特質
人格的定義，各家說法不一，《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將人格界定為：
人格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身心組織，而此一變動緩慢的組織，使個體於適應環境時，在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念、氣質、性向、外形及生理等方面，各有不同於其它個體之處。
張春興在《心理學》中，綜合各家意見，將人格一詞界定為：
人格是個人在對人、對己、對事物，乃至對整個環境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此獨特個性，係由個人在其遺傳、環境、成熟、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心各方面的特徵所組成，而該等特徵又具有相當的統整性與持久性。
據上所引，則人格有兩個主要概念；即個性與特徵，而個性又為特徵所組成。換言之，一個人的個性只有一個，但組成個性的特徵卻有很多。同時，人格並非單純的實體，而是各種特性的綜合，離不開遺傳與環境、學習與成熟相互間的影響。綜合言之，人格是一個複雜的結構，它包含著許許多多的性格側面。劉邦作為社會的一個存在個體，其人格當然也不例外。他的人格中，既有令人欽佩讚嘆的地方，也有令人鄙夷不屑的一面。本節即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以《史記》文本為材料，來探究劉邦人格特質的各個側面，並分析其複雜的人格特質與其事業成功的脈絡關係。
一、寬宏大度、意豁如也
寬宏大度是劉邦擁有成就大事業的重要人格特質。《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為人……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即清楚地說明了高祖灑脫、不沾滯、豁得開的一面。這使他能拋棄瑣細的禮儀、虛偽的排場，與屬下君臣相得，又能用度外之人；使他在機會來臨時，敢於義無反顧的下注，不致逡巡不決，延誤良機。尤有進者，此一豁達大度的性格，使劉邦的政治才華能充分發揮，使他能順應社會的脈動，擬出正確的戰略與吸引人心的政治策略。
劉邦在打江山的過程中以及取得了天下之後，做了許多有「大度」的事，茲略舉數例說明如下：
首先，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這時楚把主力擺在北路，以宋義為首救趙(宋義後為項羽所殺)；另外想派一支軍隊向西略地，伺機進入關中滅秦。這時秦軍尚強，楚兵新破，諸將多不敢輕捋秦之虎鬚，「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但懷王諸將皆認為：項羽行事作風過於僄悍兇殘，而劉邦是一個寬厚長者，可派他率軍西進。就這樣，劉邦得到「扶義而西」的機會。他率領的是一支不滿萬人的部隊，這時秦軍主雖被吸引在黃河以北，但入關的道路卻仍是強敵環伺，稍一不慎就會全軍覆沒。劉邦毅然承當擔此一危險的任務，此一冒險卻使他得以擺脫項羽，得到獨立發展的機會，並得以首先進入關中，接受秦王子嬰投降。劉邦的豁開一切、勇於冒險的性格，讓他嚐到甜美的果實。
再次，劉邦的「大度」，因為他不拘於瑣細的禮儀，這使他對游走諸侯間人才，尤其是布衣，具有磁鐵般的吸引力。酈食其引頸等候劉邦的例子頗具代表性：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家境貧寒，對奮起抗秦的陳勝、項梁寄予很大希望，但酈食其發現這些人心胸狹窄，不足為交，因此一直隱居未出。當劉邦攻打陳留時，酈食其得知劉邦雖「慢而易人」，但「多大略」，故願跟隨他。由於劉邦具有「大度」的人格特質，才智之士，自然覺得跟隨劉邦能發揮才幹，有前途，所以劉邦的陣營自然是人才濟濟了。
再次，在天下未定時，劉邦選用人才的標準是，只重其才而不考其行。對於歸降者多為寬厚，陳平即是一例。陳平原是項羽手下的都尉，因得不到重用，而投奔劉邦。劉邦卻不忌前嫌，任命陳平為都尉和陪乘官。並且在大將周勃和灌嬰攻擊陳平「盜嫂受金」、「反復亂臣」的情況下，經過詢問，查明情況後，力排眾議，仍然堅持重用他。又如雍齒亦是一例，雍齒嘗數辱劉邦，劉邦未嘗不「欲殺之」，然而因愛其才、貴其功，則忍而不殺且用之，已屬不易。在天下既定之後、群臣不安之時，又聽張良計，先封仇人雍齒，以安群臣之心。這種忍小忿、顧大局的胸懷，不用說項羽，古往今來又能有幾人？
再次，劉邦對其死對頭項羽死後的善後工作，處理得也很大度。楚漢相爭，最終的結局雖然是劉邦戰勝了項羽，但劉邦仍視項羽為英雄，不但沒有侮辱他，反而以魯公禮安葬於谷城，並親自為他發喪，後灑淚而去，表現出一種「英雄惜英雄」的「大度」胸懷。更屬少見的是，對待項羽的家族同姓，不但免於誅殺，甚致還給予封侯或賜姓劉。對於曾經是爭得你死我活的仇家，最後能做到以禮安葬，善待族人，劉邦的「大度」，在心理學上的解釋，可以說「超我」(superego)的一種人格表現，也可說是功成名就後的一種灑脫與寬宏。此種灑脫與寬宏，對其維持漢朝天下的穩固有其正面的效果。
清人李晚芳《讀史管見》對高帝的寬宏大度，則給予高度的肯定。《讀史管見》載：
〈高紀〉字字是寫帝王氣象，豁達大度，涵蓋一切，前虛寫，後實寫。前如慢易諸吏，豐西縱徒，斬蛇，沛中多附；後如南宮置酒，未央上壽，沛中留飲，處處畫出豁達大度，病甚卻醫，至死亦不失本色，語語入神。
李氏從「帝王氣象」與「豁達大度」來看待高祖的優點，但似不夠全面與深入，正如前所述，人格並非單純的實體，而是各種特性的綜合。劉邦雖有「意豁如、大度」的胸懷，但亦有其圓滑虛偽、無情無信的一面；吾人在讀〈高帝本紀〉時，對於劉邦的優點與缺點，都應有所分析，始不失史公背後之旨義。
二、圓滑虛偽、無情寡信
劉邦的人格特質中，可發現其圓滑虛偽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他善於收買人心上。當然我們也可以將它視為策略上的一種必要虛偽。孟子曾說過：「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簡單地說，即所謂「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劉邦可說是深諳此道。從他在關中的言行以及對義帝的態度上，即可明其動機與目的。
劉邦之所以急著入關，很明顯的就是為了要做關中王。進了咸陽後，本欲「止宮休舍」。怎奈張良、樊噲極力勸阻，這才作罷。於是便將秦宮中的珍貴寶物，所有的府庫全部封存，回軍霸上。但他卻對百姓說，自己之所以入關，並非為侵佔，而是為解救百姓於水火；之所以回軍霸上，是為了等候諸侯們到來，訂立條約。卻不說自己一時的力量，還很薄弱，不足以稱王關中。百姓們獻牛羊酒食，他再三謙讓，說怕大家破費，以致百姓惟恐劉邦不做關中王。實際上，劉邦後來東定三秦後，命蕭何留守關中。「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軏補缺。」在此可見劉邦是多麼地圓滑虛偽，真可謂善於「順水推船」、「幡然改悟」者，不然，其開始欲「止宮休舍」，則又何說！再說劉邦對義帝的態度。《史記‧高祖本紀》載：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項梁當初之所以立義帝(即楚懷王孫心)，就是想找一個政治靠山，換取天下人的認同。漢王二年（西元前205年）三月，項羽殺義帝，正好給劉邦替天行道討賊誅項的絕妙藉口。於是他再次展現其圓滑虛偽的人格特質：先是「袒而大哭」，似不勝悲，這是感情上的投資；繼之發喪公祭，似無比忠心，這是道義上的鋪墊；然後公告諸侯，發兵討逆，從現實面來看，項羽殺義帝，對劉邦是百利而無一害。因為當初義帝與諸將的承諾是，先入關中者王之。所謂「王之」，也僅是王關中而已，而關外卻還有他義帝在，那樣的話，即使劉邦先入定關中，關外的義帝還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項羽殺了義帝，剛好給劉邦幫了個大忙，方便了他做天下的共主。劉邦高高地舉著「擊楚之殺義帝者」的旗子，以義帝的忠誠子民身份出現，既順應了民心，又有了進擊項羽的正義藉口，正所謂「師出有名」，真是「一箭雙雕」。
劉邦的人格特質中，亦有無情無信的一面。如「鴻溝之約」後，項羽釋放劉邦父母，守約退兵東去，劉邦卻背信棄義，毀約偷襲項羽；廣武陣前，劉邦寧願分吃烹父之羹而不放過項羽；逃命途中，劉邦多次推墮親生子女於車下，以求自己逃生；為得韓信之用而解衣推食，無比誠懇，功成之後竟恩將仇報，殺之而後快。彭越協助劉邦反秦、反項，以軍功被封為梁王。後為劉邦、呂后所猜忌而強加罪名，予以殺害。彭越被誅後，劉邦竟將其屍體「醢之，盛其醢偏賜諸侯」，其殘忍、無情的做法，不僅未到收到防患於未然的效果，而且使得功臣人人自危，膽顫心驚，導致了新的動亂。
三、能屈能伸、能忍能讓
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看作英雄路短的一種自我解嘲，也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暫短的臥薪嘗膽式的策略。項羽以一句「無顏見江東父老」，而不願東渡烏江，固然有氣壯山河的豪邁氣概，但也就此了結了可能延續的功業。劉邦則不然，在項羽宰制天下時，膽敢與項羽爭天下的，就只有劉邦一人(其他如齊、趙等國雖與項羽交惡，但只想獨立稱王)。而劉邦的意志力就在他能屈能伸的性格上，得到更好的發揮。因為能屈能伸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劉邦敢鬥強他無數倍，諸侯將見之「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的項羽，屢次大敗都咬緊牙根苦撐，堅持到最後勝利，是意志力的充分展現，這是拿得起。同時劉邦並不暴虎馮河，在形勢不利時，能忍一時之辱，如失掉關中後，能退到漢中等候機會；在滎陽、成皋前線屢次被圍，能深壁不出，避免在不利的情況下決戰，這是放得下。正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在背後支持者，使他能屈能伸，幾次山窮水盡，卻又柳暗花明。
劉邦能屈能伸、能忍能讓的性格，從鴻門宴的坐次安排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印證。《史記‧項羽本紀》載：
項羽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
瀧川龜太郎在《史記會注考證》「亞父者，范增也」下云：
黃淳耀曰：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傳〉，廣武君東面坐，西嚮對西師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招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為尊。然則鴻門宴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父，次沛公也。中井積德曰：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嚮為貴；不對堂下者，唯東嚮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
據此，則黃氏與中井積德皆主張東嚮為尊。余英時〈說鴻門宴的坐次〉一文中引《史記‧孝文本紀》記文帝（代王）謙辭天子位之事云：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集解》引如淳曰：
讓群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群臣猶稱宜，乃更廻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這是說文帝最初堅持以主人西嚮之禮見群臣，後來改南嚮，雖然口頭謙辭，已是表示接受帝位了，余氏從所舉例子，則知東嚮、南嚮為尊的禮節。其中如淳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之語可以用來說明「鴻門宴」的坐次。余氏在文中並強調沛公的「北嚮坐」更值得注意。劉邦居北向席而不居西向席，乃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對此，大陸學者汪少華則認為不符合語言實際，汪氏認為北向坐固然表示臣服，但臣服並不是坐次本身所確定的，更重要的是堂上與室中坐次尊卑是不一樣的。並引清人凌廷堪《禮經釋例》早已指出了這種不同：「堂上以南鄉為尊……室中以東鄉為尊。」「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向為貴；不對堂下者，唯東向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尊位既已確定，與之相對的卑位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室中以西向為卑，堂上以北向為卑。鴻門宴是在軍帳中舉行的，然而坐次尊卑一如室中，因而坐次尊卑就是太史公所特地交代的──依次是東向、南向、北向、西向，西向最卑為是。以此觀之，則汪說似較為有理，余氏認為沛公的「北嚮坐」是最卑的說法，恐忽略堂上與室中坐次尊卑是不一樣的，再者，依史公所述，張良「西嚮侍」應才是最卑位次。
經過以上分析，鴻門宴劉邦接受「北嚮坐」的安排，雖不是最卑位，但能顯示出其能屈能伸的性格。蓋是時(公元前206年)天下未定，而劉、項也都不曾稱王，鴻門之會正所以決定領導誰屬。劉邦不得已冒險來會，便是表示願意接受項羽的領導，以示無他；而項羽則是借此機會收服劉邦。政治上尊卑的考慮，使鴻門宴不復是一個普通賓主飲宴的場合，也由於沛公的能屈能伸，懂得退讓妥協，加上項羽的自大，終能全身而退，從此龍游大海，項羽再也沒有剪除他的機會了。四年之後，（公元前202年）劉邦終取得了項羽的天下。
四、善聽人言，從諫如流
劉邦不僅能屈能伸，也善聽人言。對於別人的建議，往往能夠很有雅量的從諫如流。對於臣下的建言，往往能夠虛心接納。在楚漢相爭的過程，不但化解許多危機，增強了本身實力，即使稱帝建國後，劉邦也善聽取臣下之言，對於國家政權的穩定，與社會秩序的維持，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檢視《史記》文本，可發現多處記載劉邦善聽人言，從諫如流的事件，茲以下列數例說明：
（一）張良的建言
張良為漢高祖畫策大臣，其一謀一畫，為高祖所提之建言，無不繫漢之得失安危，茲略舉數略說明之。
1、利誘秦將，旋破嶢關，漢以是先入關。反秦戰爭時期，懷王諸老將都認為劉邦素寬大長者，所以決定派其入關。劉邦西進途中，久攻宛城不下，本欲繞軍西進，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聽從，乘夜引兵換旗，改道回軍，將宛城圍了三層。後接受南陽太守齮的舍人陳恢諫言，與宛城約降，封其郡守，一則免去攻城之傷，二則解後患之憂，三則增加兵力，高武侯戚鰓、襄侯王陵，亦皆降於沛公。從此劉邦西進，所過之處無不望風而下。
2、勸還霸上，固邀項伯，漢以是脫鴻門。漢元年正月（公元前206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劉邦對張良的意見一直是十分重視的。當劉邦從漢中回兵奪取三秦之地後，對於該如何從整體戰略上，展開與項羽爭奪天下的戰略布署，劉邦時常感到一籌莫展，不知所措。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旁。沛公至咸陽 ，欲留居秦宮，被樊噲、張良勸止。十二月，項羽、沛公會於鴻門，之前，有鯫生曾對劉邦說「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所幸為張良勸劉邦「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其後才有鴻門宴的產生。是時，賴張良、樊噲等機智周旋，沛公得以脫險。當時沛公尚未為漢王，蓋臣下尊之稱項羽亦未自王，故沛公呼為將軍，而范增、項莊已稱為君王，樊噲、張良亦稱為大王，史亦屢書項王皆據當時相尊之詞。之後，在彭城被項羽打敗逃到下邑時，劉邦「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以共功者？』」在這關係前途命運的大事上，劉邦表現出非常柔軟的身段，求下問策。此時，張良進策反九江王英布、彭越和齊王田榮；讓韓信獨當一面，同時從三面對項羽發動爭奪戰的戰略布置，從一開始就使項羽在戰略上處於被動，為劉邦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3、漢元年十月（公元前206年），劉邦攻入咸陽，面對秦所遺留下的大批寶物與眾多宮女，不免心動，原欲留置秦宮休憩。〈留侯世家〉載：「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但經樊噲、張良勸諫後，毅然還軍霸上。並招來各縣的父老豪傑，與之約法三章，深獲民心。此一改變，同時使劉邦免淪為無道的亡秦之續，且免去稍後項羽入關後，成為被殺的顯著目標。
4、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漢三年（公元前204年）劉邦被項羽圍困在滎陽，不得脫身。這時與酈食其商議如何處理危機，酈食其提出建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矣。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想由藉增加友邦，削弱楚的力量，也就是要劉邦與項羽共分天下。原先劉邦是支持的，曰：「善。趣刻取，先生因行佩之矣。」但當酈食其即將動身時，張良從外面回來。劉邦急喚張良，「具以酈生之語告」，詢問張良如何是好。於是張良借箸為劉邦分析「其不可八矣。」所幸劉邦能夠善聽人言，接受張良的勸阻，及時停止了這件「陛下事去矣」的餿主意。
（二）蕭何的建言
蕭何為漢元功第一，惟其勳業多見項羽、高祖二紀及淮陰侯傳中，茲略舉數例，說明其對劉邦之建言：
1、漢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統帥十萬大軍攻占關中，秦王子嬰在枳道旁束手投降，秦皇朝宣告滅亡。蕭何帶著手下的官吏進入秦朝的丞相府，將那裡保存的法律文書和各種檔案材料全部加以清點接受。這一舉動充分表示了蕭何較之其它將領的遠見卓識。但事前若沒經過劉邦的同意，量蕭何也不敢有如此大膽地舉動。應是蕭何的建言，劉邦同意，蕭何才得以行事，以後，「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2、漢元年（公元前206年），項羽入關後，自立為西楚霸王，將先入秦的劉邦封至巴蜀、漢中，立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劉邦大怒，欲謀攻項羽。蕭何勸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劉邦曰：「善」，並以蕭何為丞相。
3、漢元年（公元前206年）韓信離項附漢後，劉邦未發現其「奇」，而僅以「治粟都尉」一職任命。韓信心想蕭何已向劉邦作了多次推薦，但「上不我用，即亡」。後經蕭何追回，向劉邦進言，「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劉邦接受蕭何建言，以信為大將軍。高祖任韓信為大將，實為楚、漢興亡一大關鍵。以關中形勝，開一面以臨東諸侯，而漢之拒楚專在滎陽、成皋，而自臨晉以東至河內，齊、趙、梁、韓連兵爭勝，魏王又數反，高祖一任之韓信，以臨制東諸侯，而得其全力與項羽相持，所以屢敗而無齊、魏之患，關中晏然，專任專輸者，韓信之力也。
（三）陳平的建言
陳丞相平為漢初帷幄籌臣，足智多陰謀。楚漢之際，陳平嘗六出奇計，佐高祖平定天下。茲舉二例說明：
1、漢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漢講和，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項王歸還太公、呂雉，撤兵東去。張良、陳平勸誡劉邦：「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個遺患』也。」劉邦言聽計從，後有韓信、彭越合力擊楚，終於垓下大破楚軍，項羽兵敗自刎。需要補充的是，史公著其事於〈項羽本紀〉，而〈高祖本紀〉載鴻溝分界事，竟若出自項羽之意者，蓋為高祖諱耳。
2、漢七年（公元前200年），韓王信勾結匈奴謀反，劉邦派人出使匈奴打探虛實，使者歸來多言匈奴可擊，僅劉敬判斷此乃匈奴故意示弱見短，伏奇兵以爭利，劉邦認為他妄言動搖士氣，械繫廣武，然匈奴果出奇兵圍劉邦於白登，後靠陳平出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至於陳平到底是出何奇計？桓譚（集解引《新論》）、應劭〔《漢書》〈高帝紀〉注〕，意測以美女動之，然為梁玉繩所駁斥，梁氏舉〈韓王信〉、〈夏侯嬰〉、〈匈奴〉等傳為證，則漢之所以動閼氏解圍者，止于重賂而已，烏有所謂奇祕之計哉！以史論史來看，應以梁說為是。
（四）韓信的建言
韓信雄武多智，為漢初開國功臣三傑之一。和以卒從項梁，項梁死，屬項羽，為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為連敖、治粟都尉。漢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任用韓信為大將軍，拜將受典後，劉邦請教韓信計策。韓信分析楚、漢兩軍形勢，及漢軍遷徙南鄭，急欲還鄉的心情，向劉邦建議反項羽之道而行，「任天下武勇之士，，以天下城邑封功臣」！「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則「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韓信利用將士「歌思東歸」的情緒，不失時機地衝出函谷關的戰略思想是正確的，劉邦接受韓信建議，適時組織實施了關中戰役。利用漢軍高昂的情緒，乘三秦王在關中的統治尚未穩定之機，運用突襲的戰法，消滅敵人軍力與奪取地盤相結合，連續作戰，從而以最短的時間，最小的代價，取得了最輝煌的成果。
劉邦善聽人言，從諫如流的事例，還可從韓信與武涉的對話中感受到。漢四年（公元前203年）盱眙人武涉勸韓信三分天下，韓信馬上拒絕，並說：「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韓信跟隨過項羽與劉邦，從韓信口中，則知其在項羽陣營時，「言不聽，畫不用」，反觀在劉邦處，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項、劉相較，韓信選擇跟隨劉邦乃必然之事。
（五）劉敬的建言
劉敬在《史記》中，與叔孫通兩人合傳。兩人皆有高世之智，知時變，能為國家建大計奠始基，其作風與酈（生）陸（賈）之沿習戰國者異，故別為合為傳。劉敬所建言，茲舉二例說明：
1、漢七年（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圍後，冒頓單于屢次違背漢朝與匈奴所訂立盟約，對邊界進行侵擾劫掠活動，後劉邦採用劉敬和親建議，使漢與匈奴關係得到穩定，為以後出擊匈奴爭取了備戰的時間。《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載：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
劉邦北伐匈奴被圍困脫險後，苦思對付之策。劉敬認為必須改弦易轍，放棄武力征討，改走溫和懷柔路線，行和親納幣之策，把嫡長女主嫁給冒頓單于，使冒頓成為漢家的女婿而世世稱臣。此計策因呂后不忍心把公主嫁至匈奴，只得改派別家女子冒充長公主，由劉敬前往締結和親婚約，事情雖與原計畫不同，但總算暫時解決了北方邊境的問題。
2、漢七年（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底定天下後，因群臣均為山東人，大家都力爭建都洛陽，以近故鄉。惟劉敬力排眾議，勸高祖遷都關中並移民前往，張良亦附議。《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載：
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
關中地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劉邦虛心納諫，不但立刻遷都，並且還實行移民政策，把東方六國貴族後裔都遷到關中來。這樣一方面促進關中經濟發展，加強朝廷本身實力，防止匈奴入侵；一方面又可以藉遷徙之名，消弱地方諸侯割據勢力的禍根。
（六）叔孫通的建言
叔孫通希世取寵，與劉敬卒裘見天子之磊落耿介異。叔孫通所定儀法多采秦制，尊君抑臣，因陋就聞，湮沒三代秦制，又且師心自用，其原廟、果獻諸儀並憑臆無稽，後儒多譏焉。然叔孫通於暴秦焚書之餘，獨能以其所學綿蕞自立，遂使儒術賴以粗傳，卒為漢家儒宗，亦至難能可貴矣。茲舉二例，說明其對劉邦之建言：
1、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已并天下，劉邦做皇帝以後，自反秦戰爭至楚漢戰爭，一路跟隨他的那些臣子們，「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完全沒有上下禮儀之分，這種目中無人的囂張氣燄，看在劉邦眼裡，頗不是滋味。叔孫通看準時機，投其所好地進言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這正合劉邦心意，劉邦立即批準了叔孫通的計劃，使他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與弟子和魯儒生，一起共同制定了朝儀，即皇帝的禮樂制度，使劉邦親身感受到「知為皇帝之貴」，體驗到當上君主的尊貴與滿足。
2、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劉邦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如意，劉敬義正辭嚴地進諫：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看到劉敬激動的勸諫，劉邦直說只是戲言，但梗直的劉敬不放心地又說：「太子天下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逼得劉邦只好聽取劉敬的意見，此時又見久招不至的「商山四皓」在輔佐太子，遂打消易太子的念頭。
五、生性猜忌與多疑
劉邦雖然善於蒐集人才，對所用之人，卻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善於用人，適才適用，一方面是對所用之人，常起疑心，顯示出劉邦人格特質的多樣性。作為集團最高首領，劉邦時時刻刻擔心大權旁落，擔心下屬沆瀣一氣，故採取多種途徑，提防、監視、制約下屬。茲以劉邦對蕭何、韓信二人的態度為例說明之：
（一）劉邦對蕭何
蕭何為劉氏爭天下而鞠躬盡瘁，作為一名政治家，他並不圖索取，也未曾為自身考慮太多，雖無政治野心，對劉邦也是絕對忠誠，但是，輔佐者和領導者之間的信賴關係，即使再親密，也往往在達成目標後，會產生嫌隙和猜忌，劉邦與蕭何彼此之間的信賴關係，原來相當深厚，但是，劉邦多疑的性格，以致雖然信用蕭何，倚之如左右手，卻也常用各種方式試探蕭何的忠誠。劉邦對蕭何的疑心，表現在以下三次：
1、第一次見疑。漢三年（公元前204年），劉邦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劉邦「數使使勞苦丞相」。生性多疑的劉邦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人，即使是忠肝義膽輔佐他的蕭何也不例外，這是蕭何功高見疑的第一次。劉邦與項羽在前線苦戰，大後方完全在蕭何的掌控之下。表面看來，劉邦是關心，慰勞蕭何之勞苦，然而政治嗅覺靈敏的門生鮑生提醒蕭何。《史記．蕭相國世家》載：謂
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遺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明智的蕭何用了鮑生的計策，派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有蕭何的家人在前線，劉邦果然對蕭何放心，大加讚賞，這一點在日後劉邦加封蕭何酇侯時進一步得以證實。
2、第二次見疑。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在劉邦前往邯鄲平息陳豨之亂時，聞聽呂后用蕭何計除掉了韓信，喜悅的同時，另一種擔憂又衝上劉邦的心頭，於是一方面，「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名義上是對蕭何進行保護，實則是怕再生意外，不想其良苦用心卻被「東陵侯」召平識破。召平是故秦國的東陵侯，對政治上的事情自是熟知。他對蕭何說：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
蕭何至此才明白，劉邦加封及派兵保衛他，原來是怕他乘機造反。召平建議蕭何「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用自已的錢財贊助國家的軍隊，支持平叛，「高帝乃大喜」。對此，〔宋〕周紫芝在〈漢高帝論〉中說：
（蕭）何之守關中，可以為腹心之寄矣，獨且數加勞問，且賜以衛卒五百，徵鮑生東陵之計殆於不免，則高祖於群臣未有不疑者。
劉邦對臣下的猜疑，不僅周氏有此評議，嗣後有不少的人加以評說。例如〔清〕錢泰吉在〈書蕭相國世家後〉有進一步的精彩評論。錢氏云 ：
吾讀〈蕭相國世家〉，竊怪高祖視何如左右手，而鮑生、召平輩時導以避禍之術，何其君臣之際若是可危也。……夫其使使勞苦，及益封置衛，安如非出於誠心，而遣子弟詣軍所，以私財佐軍之適隨其後而大說者，高祖亦未知何之以術自全也。嗚呼，方漢之初，謀臣術士襲戰國亡秦之餘風，其所以處人君臣之際者，恒導以相疑、相忌之端，聽者習而不察，雖受任如蕭何相國亦用其說以自衛。
古代帝王，猜疑臣下，司空見慣。錢氏感嘆「謀臣術士襲戰國亡秦之餘風」，至於漢高祖，作為開國皇帝，則疑心更重。這或許是因劉邦乃平民出身而得政權，故更為嚴密地防範他人，擔心他人以同樣的方式奪取其政權。
3、第三次見疑。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這是蕭何被第三次懷疑了。劉邦一直是統軍在前方作戰，後方全是蕭何在著手營建，蕭何在關中百姓的心中，早已經樹立起了體民愛民的尊者形象，劉邦雖貴為皇帝，依然懼怕民心所向，更何況以蕭何位居相國之位，反手自己做皇帝是輕而易舉的事，劉邦當然怕這個「後患」再生是非。蕭何當然知道「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的道理，也了解劉邦的心思，遂聽從門客建議，「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蕭何以多買置田地、放高利貸等方式來糟踐自己的名聲以求自全，想來確實可憐，大概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對於蕭何這一自污求全的做法，後人多有論議。清錢泰吉〈書蕭相國世家後〉如此評論云：
幸而遣子弟詣軍所，以私財佐軍，獨合乎人臣事君之道，及至買田宅自汙
之計行，而君臣相與之際，蕩然無三代忠信之風矣。然而受賈人財物之疑，則即買田宅自污之事，有啟之也。人必好色，天下始疑其竊其妻；人必貪財，天下始疑其盜貨。
錢氏的看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若以蕭何的立場來看，蕭何引起劉邦多次的猜疑，都是因為自己工作太出色而招致。所謂「功高者危」，當臣子的功績大於君主時，君主自然會處於高度防範臣子奪權的戒備狀態。自古以來，專制制度下的君主，不僅不能容忍臣下在權力、能力方面接近於君主，而且也不能容忍大臣享有名譽，特別是不許大臣得民心、受擁戴。這是專制君主的政治原則，一旦背離了這一原則，即便大臣確實是出於治國安民的善良願望，也會受到君主毫不含糊的制裁。由此觀之，則高祖對蕭何的猜疑也是必然之事。所幸蕭何用自污方式以釋劉邦之疑忌，總算又一次解救了災難。
（二）劉邦對韓信
劉邦看中韓信的軍事才能，拜其為大將，位居諸將之上，但劉邦始終對其懷有戒備心理，暗中防範。在韓信轉戰北中國的過程中，劉邦一再收其精兵，甚至奪其兵權。《史記‧淮陰侯列傳》載：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韓信平定趙、燕後，劉邦命張耳鎮守趙地，派韓信以相國虛位。《史記‧淮陰侯列傳》載：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漢五年（公元前202年），項羽剛被消滅，劉邦立即襲奪韓信的兵權。《史記‧淮陰侯列傳》：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
除了奪軍之外，劉邦又把韓信由齊王徙為楚王，這是畏惡韓信「驅市人而戰之」 的能力，把他由人口稠密、富甲一方的齊地，徙到人煙稀少的楚地。隨著韓信戰功的卓著、才能的顯赫，劉邦對韓信的忠誠產生懷疑，猜忌之心也愈來愈深。對此，〔宋〕王質在〈漢高帝論〉中有如下評析：
嘗謂韓信非負漢者也……使韓信至於負漢，則高帝疑之之過也。高帝疑信之端，蓋兆於益兵之時，韓信願益兵三萬，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高帝會於滎陽。此固高帝之所惕然而驚也，雖不拒其益兵之請，而遣張耳以佐之。佐之者，所以間也。其後為之罵使於滎陽，奪兵於廣武，當是之時，幸韓信未覺而已，使韓信覺則高帝何以處之。韓信之覺，覺於雲夢之時也。高帝平日惴惴戰戰未嘗忘韓信也。然獨未露其所以疑之之形，至是而有不可掩者也。……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為高帝寒心也。嗚呼，高帝掃強秦斃項羽蓋無遺策，而其馭韓信也，數陷天下之危機而高帝不悟也。夫高帝之為人，外示大度，而中實多忌。
王氏對劉邦的猜疑剖析得極為明白，「高帝平日惴惴戰戰」，點出了能力超強的韓信帶給劉邦巨大的威脅，讓高帝「未嘗忘韓信也」。只是韓信不覺，如果韓信早就覺察，劉邦無異玩火。王氏讀史，為劉邦的薄情而寒心，「外示大度，而中實多忌」，說明了劉邦人格陰暗的一面。
第四節 劉邦建國的時勢分析
自古以來，時勢對於成敗有極大的關鍵，尤其是朝代的轉變，由於君臣觀念的約束，如果沒有良好的時勢，必沒有成功的可能。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說明了縱有才能，倘無時勢，仍無法開基立業。《呂氏春秋》則曰：「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末必王也。」此條也清楚地說明，固然人物很重要，但時勢尤不可忽視，湯武不生於桀射之時 ，不逢衰亂之時，未必可王。
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中，太史公對劉邦以一介平民，能在短短數年之間，建立西漢帝國，以懷疑的口吻云：「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太史公致力探究劉邦為何以五年之間，以平民之姿，建立漢朝。此現象讓太史公相當困惑，因為無法從過去的歷史發展中，找到合理的說明。太史公既無法找到合理的說明，只能帶著無奈的口吻云：「以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受命而帝者乎？」表面上看起來，史公此處的「天」是講天意，實際上，這裡的「天」與「受命」，是指承受了社會有利的客觀條件，順從了歷史的要求，正是時勢發展的必然，即劉邦乃因應時勢而起。劉邦生長於戰國時代，與秦始皇是同一時期的人物，當時有利於劉邦的時勢又有那些呢？犖犖大者有以下四端：
一、秦二世的顢頇昏庸為平民起義提供了機會
秦始皇於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後，丞相王綰建在燕、齊、荊等偏遠地區設王國，以立諸子，獲得群臣贊同。唯有廷尉李斯獨排眾議，認為周代分封導致諸侯相爭、骨肉相殘、皇權削弱，主張廢封建、行郡縣，得到秦始皇的支持，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郡縣制和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縣令和縣長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襲。郡縣制使君主有效地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於政治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但一旦中央危難，便無法靠諸侯救援；再加上秦始皇頒訂銷毀天下兵器，毀壞名城，拘捕豪強，這些作法，都給予平民趁亂世而興的機會。
二、秦行暴政，不得人心，為漢之建立提供契機
秦始皇即位後，實施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雖然穩定了國家與政權的統一，但因他專斷自恣、草菅人命，實施諸多暴政，繼位的秦二世，非但不改弦更張，反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道。……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以此觀之，則秦始皇與秦二世的所作所為，多方面違反了人民的利益，也為漢之建立提供了契機，身處於此動盪時代的劉邦，得以有機會趁勢而起。
三、先前發難者削弱了秦的勢力
如上所言，秦統一後，秦始皇與秦二世的所作所為，多方面違返了人民的利益，把飽嘗戰國之苦的人民，又重新置於更殘酷的剝削統治之下。人民鬱積已久的怒火，終乃揭竿起義。
綜觀朝代更替之際，發難者所面對的挑戰是最大的，故成功者稀。陳勝、吳廣發難於前，項梁、項羽叔姪繼承其業，劉邦追隨其後，正因陳涉、項氏平秦軍部分主力，故後繼之劉邦得以減少威脅。對此，太史公言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詐，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又於〈陳涉世家〉指出，陳涉發難，高祖感念其功，言道：「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至於在〈項羽本紀〉中，項王困於垓下，漢軍及諸侯兵以多重方式包圍，當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時，即已注定失敗的命運。當對手項羽烏江自刎後，劉邦則以魯公之禮葬於穀城，並為之發喪。由劉邦建國後，追念陳涉、項羽的作法，可見劉邦深知陳、項抗暴行動，削弱了秦的勢力，為劉邦興漢奠定了基礎。
四、項羽以暴易暴，提供劉邦得民心的機會
項、劉聯手滅秦後，即成為對手。劉邦和項羽二人性格迥異，項羽過分自信，時時表現他的剛強、氣勢懾人；劉邦卻採用溫婉的低姿態，使別人對他不設防。太史公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的觀點來評論劉、項的作法。秦朝苛政、致使民不聊生，而劉邦行約法三章，悉除秦苛法，使秦人大喜，惟恐劉邦不為秦王。項羽不明此理，雖勇誅暴秦，成為眾望所歸的大英雄而稱霸一時，但是他只知滅秦，不懂安民，他無視民心，以暴易暴，所過無不殘滅。致使「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因而也就由霸有天下轉而為失卻天下。對此，太史公論道：
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寐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觀是，則項羽的滅亡是因其「背關懷楚」、「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等等，都是偏離民心的作為。〔清〕王鳴盛對於項羽之失則提出了精闢的看法：
項氏謬凡四：方項梁起江東渡江而西，並諸軍，連戰勝。及陳涉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天下之望已系於項梁，若不立楚懷王孫心，即其後破死於章邯之手，而項羽收其餘燼大可以制天下。范增首唱議立懷王，其後步步為掣肘，使沛公入關，羽得負約名；殺之江中，得弒主名。增計最拙，大誤項氏，謬二。（酈生勸立六國後，張良借前箸籌其不可，在劉邦如此，在項羽獨不然）。章邯破滅項梁，羽之仇也，乃許之盟，與之和好，立之為王，此事秦民已不服；又詐坑降卒二十萬，失秦民心，謬二。棄關中不都而東歸，乃三分關中，王章邯及其史司馬欣、都尉董醫以拒漢，豈知三人詐秦民降諸侯，破坑民怨之刺骨，安肯為守？坐使漢還定三秦如反掌，謬三。漢之敗彭城，諸侯皆與楚背漢，范增勸急圍漢王蓉陽，范增諸所為項王計畫惟此最得，乃又聽漢反間逐增，使軍心懈夋散，失漢王，謬四。
反觀劉邦，在思想上始終重視民心，在行動上處處爭取民心，在得天下之前已然盡得天下民心，又怎能不水到渠成地得天下呢！
第五節 英雄帝王之歌—漢高祖劉邦〈大風歌〉
前四節已對劉邦何以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布衣帝王，做一通盤全面的探討與分析，而關於劉邦的作品，卻必須從其自身的角度來看待。本節即針對劉邦最重要的作品〈大風歌〉，作一全面的分析與評論，以達到「知人論世」之目的。
劉邦所留下的作品，在《漢書．藝文志》中留有高祖歌詩二篇，即〈大風歌〉及〈鴻鵠歌〉兩首。〈大風歌〉見於〈高祖本紀〉，亦曰〈三侯之章〉，〈鴻鵠歌〉見於〈留侯世家〉。劉邦生長於楚國沛縣邑中陽里，因長期生活在楚文化的氛圍之中，充滿浪漫情調的楚文化，不但培養了劉邦豪邁的氣質，而且還使他以恢弘的氣度，關注楚歌、楚舞的優美形態，進而將楚文化的浪漫情調與英雄氣質交織在一起，晚年時所創作的〈大風歌〉，展示了劉邦的英雄氣概，整首〈大風歌〉，歌詩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短短二十三個字，所代表的意義，正如劉邦從泗水亭長到繪就帝業的雄圖。漢高祖劉邦在風雲際會時取得天下，晚年返鄉，舊地重遊，回顧半生的戎馬生涯，在躊躇滿志之中，蘊涵著勝利者的深深憂思，進入生命晚期的劉邦，唱出此氣勢磅礡的帝王之詩時，恐怕寂寥還比氣概多了一點，同時也表現出身經百戰、功成業就，求賢若渴的多層意義。
一、劉邦〈大風歌〉的創作背景
劉邦生於楚國的沛縣邑中陽里，雖有著「好罵」與「無禮」的習性，但從他的文化水平及稱帝後開始重視文人、重視學識來看，其實是和楚國文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據李長之在其《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中，認為漢文化並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西漢的開國名臣蕭何、曹參、樊噲、王陵、周勃等都來自沛地，後來脫離項羽投奔劉邦的韓信、陳平等也都是楚人。由於長期生活在楚文化的氛圍之中，充滿浪漫情調的楚文化，不但培養了劉邦豪邁的氣質，而且還使他以恢弘的氣度關注楚歌、楚舞的優美形態，進而將楚文化的浪漫情調與英雄氣質交織在一起，張揚著楚歌、楚舞雄奇闊大的境界。故能在其所處風起雲湧的楚漢之際，寫出氣勢磅礡的帝王之歌----〈大風歌〉，表達衣錦還鄉及其內心所反應的現實情感，是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與文學內涵的。
古人所謂「文如其人」，歷史上，劉邦並非以寫詩著稱的文士，而是馬背上爭天下的武夫。〈大風歌〉是在特定環境裡，劉邦主觀內心與客觀現實猛烈撞擊下真情不能自己的宣泄，而且是劉邦非凡人生歷程行將結束的時候，以短歌濃縮了他對自身經歷和功業的回顧，對眼前處境的強烈體驗以及瞻念前景所生的殷憂與困惑。由作者的人生體驗和與之俱來的深淺層次的情感意緒高度濃縮其中。〈大風歌〉於是成為劉邦因其經歷、特別是晚期遭際而生的情感密碼符號。
漢高祖劉邦立國之初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歷史課題，即是如何在四海一統的條件下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但在當時，外有匈奴騷擾，內有功臣叛亂，社會仍舊動蕩不安。劉邦對此深有感觸，在平息了英布叛亂之後，天下總算安定了，這時他功成業就，召集故鄉的父老子弟，一起縱酒歡樂。酒酣耳熱之際，劉邦親自擊筑而歌。《史記．高祖本紀》云：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
從泗水亭長、滅秦、楚漢相爭到統一天下。高祖原不過為項羽所分封十八諸侯王國之一，其勢力與項羽甚懸殊，然卒能於短暫期間轉弱為強，提三尺劍而取天下。〈大風歌〉為其即興之作，上言掃除群雄，末言守成之難。郭嵩燾云：「高祖留沛飲，極入世悲歡之感，史公窮形極態攝而取之，滿紙歡笑，悲感之聲，水涌雲騰，絪蘊四溢，豈亦高祖臨終哀氣之先徵與！」沈德潛《古詩源箋註》評此詩則云：「時帝春秋高，韓、彭已誅，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土，其有悔心乎!」。其時高祖滿懷憂懼，故此詩語雖壯麗奇偉，富帝王氣象，而意實衰颯悲涼，有英雄遲暮之感。
二、〈大風歌〉歷史意義之探討
李善注〈大風歌〉說：「風起雲飛，以喻群凶竟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注文將這件事的歷史意義揭示得十分明白。全詩共三句，二十三個字，共可分為三個歷程，茲分述如次：
（一）風起雲飛的時代
第一句「大風起兮雲飛揚」，豪邁雄渾，不可一世，在時間上是緬懷劉邦一生的經歷。由自然現象起興，「大風起」、「雲飛揚」都是自然現象中的壯觀景象，同時兼指現實社會的風雲際會。以有限之文字，囊括了劉邦那個時代的群雄逐鹿中原，包舉了劉邦開國創業的戎馬一生。劉邦從沛縣的一個小小的亭長，十數年之間，搖身一變而成為漢帝國的開國帝王。
開〈大風歌〉風氣之先的是揭竿而起的群雄，秦失其政，陳勝首發難，各地受秦暴政壓迫的群眾，紛紛起而響應，與劉邦同時，有許多冒險家乘時奮起。其中有貴族，如項梁、項羽、張良；有官僚，如陳嬰、吳芮；也有流氓，如黥布、彭越。他們都是一時的雄俊豪傑，集兵秣馬，以爭天下之權。〈大風歌〉洋溢著的浩然之氣，實際上是反秦起義以來，雄放之風的真實寫照，它是以劉邦個人喟漢的形式，將一個時代的追求釋放出來。
「乘時」實為若干創業帝王得國之動機，但「乘時」必須有「時」方能「乘」之，秦遂以亡，實為楚漢有「乘時」而起的時機，而戰亂最易使舊王朝崩潰，亦即最易造成另一王朝的出現。劉邦把握了這一戰亂歷史的時機，在完全沒有任何依恃的條件下，善於運用群眾無知、盲目的迷信心理，成功的製造了「赤帝子斬白帝子」的神話謠言，將自己神秘化，以控制群眾; 同時，他又假造了「呂后循雲氣尋沛公」的謠言，來招攬群眾，使沛縣子弟誤信沛公是真命天子，而來歸附。
能順應民心，無疑是此風起雲湧之際，劉邦能稱帝建國的另一重要因素。秦王朝與西楚霸王項羽是當時劉邦建立帝業的主要對手，這兩個對手的共同特點是暴虐殘忍以苦天下之民。劉邦看準了他們的致命缺點，以仁政與他們爭奪民心。他很快攻入咸陽，就是順應民心的結果。進入咸陽後，劉邦不殺降王子嬰，聽樊噲、張良之言，不掠取秦宮寶婦女； 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宣布了他的政策：「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 向秦民「約法三章」，廢除秦朝的苛法，秦民大喜。反觀項羽初入咸陽，便大肆屠城，後又殂殺義帝，使原來忠於他的諸侯，對他的信心動搖，人心盡失，終至逼他走上潰敗的險路。
劉邦的政治手腕與軍事行動，有如風卷殘雲，征戰四方，堪稱大氣磅礡，顧盼自雄。如此波瀾壯闊的歷程，濃縮在「大風起兮雲飛揚」一句之中，劉邦以帝王身份居高臨下的恢宏氣象，回腸蕩氣的雄放氣勢，訴說著漢取代秦王以後的無比優越感，起兵於草莽之間的劉邦，面對著開創的漢家基業，難免要回味和咀嚼往日經歷的血與火的崢嶸歲月，那充滿戰鬥豪情的生涯與成為帝王的感覺，迭加使劉邦的吟唱格外豪放和渾厚，這種基調既回顧著過去，又突出著現在，從而將秦末以來心馳宇宙的雄放精神肯定下來。
（二）威加海內歸故鄉
第二句「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劉邦不僅以武力統一全國，更在政治上確立制度，實施了一系列招賢納士，善用人才、遷移豪強、壓抑商賈，輕徭薄賦的措施，使得漢帝國的政權穩固，四海歸心。這時候，回到當年起兵的故鄉，真是躊躇滿志，得意洋洋。試看他是如何展現出「威加海內」的氣勢與措施。
1、招賢納士，知人善用。善於用人，確為劉邦性格中的長處，也是劉邦致勝的一大法寶。用人能盡其長，從善如流。韓信、陳平都曾為項羽營中人，投奔劉邦後，劉邦拜韓信為大將，盡用其軍事天才;，拜陳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常得奇計之用。此外，周勃亦和劉邦同鄉，是編蠶曲吹簫的、灌嬰是販繒的，樊噲同樣也和劉邦同鄉，是殺狗的，而酈食其、陸賈、隋何、叔孫通、婁敬等一批人，劉邦對他們也都是信任有加，充分發揮其作用。〈高祖本紀〉記劉邦勝利後在洛陽南宮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時，認為子房、蕭何、韓信此三傑，為自己所重用，所以能夠取天下。
2、遷移豪強、壓抑商賈。漢初戶口大量的減少，原因除了戰爭死亡之外，就是人民逃避力役，逃避飢餓，而四處亡命流徙； 經濟的枯竭，較秦時為甚。《史記．陳丞相世家》云：
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如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
曲逆戶口僅有秦時的六分之一，可見戶口嚴重的減少。在經濟方面，由於人口耗減，農村田疇荒蕪，生產量自是無法與太平盛世相比。《史記．平淮書》有一段話對漢初的經濟狀況描述得具體;其文云：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
觀是，則知漢朝初年普遍的鬧窮，天子窮到沒有純一色的駟馬。所以如何恢復生產、安定社會生活，使舉國上下獲得喘息的機會，是倉猝建立的漢帝國首先面臨的急務。
劉邦接受婁敬建議，於漢九年(西元前198年)11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共約十餘萬口，劉邦徙豪族於關中的動機與秦不同。秦始皇的目的是加強對他們的統治，剝奪其財產，使他們遠離故土，消除其政治影響，以絕其復國之根基。劉邦之徙豪固然是防止六國宗室之後亂關東，但是，採用的是拉攏政策，是為了依靠他們鞏固統治，視之為國家干城，故利其田宅。
經過連年的戰亂，劉邦當皇帝以後，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極待整頓和恢復的殘破局面，劉邦對商人的觀點，認為商人在戰亂中趁機發財，或勾結官吏，魚肉良民，為了復興農村，保護小農民，免受商人的盤剝，所以他抑制商賈。他在位的第八年春天，下了一道命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此外，他又積極的壓制商人，要對商人重重地課以租稅，並且商人及其子孫不得仕宦為吏。
劉邦在即位後的三個月內，即實行恢復農業生產的「重農」政策，首先安輯流亡，解放奴婢回鄉生產，接著獎勵繁息人口，並減輕田賦為十五稅一。這對國家的復健有很重大的關係。自賣為奴婢的免為庶人，一方面是政府惠及惸獨;
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國家的稅收，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的事。此外，漢初矯秦之弊，政令寬緩，與民便利，採取清靜無為的治國方針，這是符合時代發展和順民意的。〈高祖本紀‧贊〉中對此加以熱情稱頌。「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蕭相國世家〉云：「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奉)〔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曹相國世家〉贊曰：「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漢初功臣都能無為而治，使漢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也使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又獲得了生機。
3、衣錦還故鄉，沛縣減徭賦。沛縣是劉邦的故鄉，當年他被沛人擁立為沛公起兵反秦，因而這裡也是他創建帝業的起點，雙重的意義，使得劉邦對沛縣懷有特殊的感情。所以，當他以帝王之尊回到闊別十四年的家鄉，必然要大大地慶賀，歡樂一番，「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挑選一百二十名「沛中兒」組成歌隊，都表明了這一意圖。當劉邦在唱完〈大風歌〉後，傷心感慨地對沛縣父老們說:「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表達了他對故鄉的生死情，就是死後仍然「魂魄猶樂思沛」。
衣錦還鄉，誇耀鄉里，亦人之常情。項羽思鄉，亦思衣錦還鄉。於是在入咸陽封諸侯之後，捨關中形勝之地，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關中滯河阻山，土地肥沃，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誠屬金城千里的天府之國，而項羽將其燒燬之後，只知「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即使有人建議其都關中、霸天下，但項羽之志只是富貴東歸，以炫耀鄉里。〈項羽本紀〉云：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歸東，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實際上這是戰略上的失誤，項羽的虛榮心使其目光短淺，蘇洵曾評論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 道出了項羽性格上的缺失。天下未定遽捨關中，留一空隙予高祖，使之得進攻退守之便，居高臨下之勢。此項羽之大失策，溯厥原由，則思鄉一念耳。反觀高祖，於五年滅項羽，即天下位，嗣征討叛將。至十二年十月，局勢大定，乃於還軍過沛時始召父老子弟飲宴，遂其思鄉之念，雖還鄉而無憂。兩相比擬，得失立見。
然而，劉邦在唱出〈大風歌〉的語調中，有些凄婉、也有些蒼涼，感慨歲月匆促和綿長，感悟去日的溫馨與憂傷，感懷生命的委瑣與放達，但也露出了成功者的自信和矝持。這裡，劉邦真情眷戀故土，卻有意無意地談到了死。孤立地看這番話，似無特殊涵義;但若聯想到劉邦征英布前身患重病，說這番話時又負箭傷，不久因此而臥病不起，而且自知病在不治，故拒絕醫治，就會覺得他所言「萬歲後」云云，不是泛泛而發，至少他已有某種朦朧預感，是發自深層意識悲切意緒的流露。
對於沛縣父老子弟們而言，則是以空前熱烈的盛情對待劉邦，不僅「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而且「固請留高祖」。當劉邦不願給家鄉父老過多增添經濟負擔、執意離去時，沛縣人竟自發地傾城而出敬獻牛、酒送行。把劉邦感動得又搭起帳篷暢飲三日方才啟程。這大概是沛縣歷史上最為盛大、歡樂的節日。沛縣人如此歡樂，不僅僅因為本地出了「真龍天子」，更因為這位天子對故土和鄉親的深情感動了他們，其中自然包括劉邦悲念故鄉的話語，以及給了沛縣人最大的實惠，免除他們世代的賦稅徭役。
（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創業維艱，守成不易，劉邦希望能有一批猛將來替他鎮守四方國土。「安得」意謂哪裡能找到，一方面表示極不易得，一方面顯示他熱切的期盼。然而，如果更深層的意義來看，這既非表達對賢才、猛士的渴求之心，更非感慨而樂極生悲，這是劉邦立足於當時諸侯屢叛的現實，瞻望前景，油然而生的憂慮、困惑和悲嘆，同時也是被叛亂困擾得身心疲憊的將死老人深感四海不寧、為新生王朝前途憂慮之悲。這種悲苦體驗最終淹沒了成就帝業、榮歸故里的得意和喜悅。
就劉邦即位後的史實而言，四方實在未靖，外憂內患是極需解決的問題。所謂外憂，是指北方強大的匈奴在威脅著剛剛建立的漢政權； 所謂內患，是指異姓諸侯王對劉邦的離心離德，使劉邦不得不用最大的精力來對付他們。
首先在外憂外面，漢王朝一開始就面臨著十分嚴重的邊患。北方的匈奴自西周末年興起，戰國後期、秦統一前後逐漸強大，成為秦王朝最主要的外敵，迫使秦始皇徵發大量民力繕修戰國秦、趙、燕長城，將它們聯成一體，並開通直道以備匈奴入侵。同時派遣大將蒙括率三十萬軍隊北收河南，屯駐四郡，又派長子扶蘇親往監軍，可見秦始皇對匈奴的重視。秦二世時，長子扶蘇、蒙括相繼遭誅、繼而秦末農民戰爭爆發，秦王朝將鎮守北方的邊防軍調回鎮壓國內叛變，攸關秦帝國存亡的鉅鹿之戰，秦軍兩支主力中，除章邯軍外，另一隻王離軍(王翦之孫，王賁之子)即是北方邊防軍，但被項羽消滅了，致使北方守備空虛，匈奴乘機渡河，大驅南下，向內地蠶食。
當此之時，匈奴冒頓單于弒父自立，大樹個人威信，集中權力，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此後數年間，冒頓單于又相繼征服了北方幾個少數民族部族，勢力愈發膨脹。恰在此時，劉邦北徙韓王信于代，韓王信心懷怨懟，又疑懼不安，於是暗中與匈奴勾結，又給匈奴提供了一個可乘之機。這就給漢王朝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劉邦深知漢朝初建，國力不振，各方面困難重重，與匈奴和好是上策。於是劉敬建議劉邦採和親政策，劉邦依計而行。高祖九年冬天，劉邦以宗室女假稱長公主，遠嫁冒頓單于，用聯姻代替戰爭，雙方的戰爭暫告一段落。同時劉敬又建議劉邦將齊、楚、燕、趙、韓、魏國諸侯的後代，以及各地有名的豪紳都搬到關中來住，既加強朝廷本身，又削弱地方諸侯。劉邦將六國諸侯後代及那些大家族，一共有十多萬人都遷到了關中。
其次在內患方面，猛將實不易得，像韓信、彭越等猛將，雖然幫助他平定天下，卻另懷異心。當時對漢皇朝統一和集權的最大威脅是來自一大批異姓諸侯王。這些異姓諸侯王大部分是在楚漢戰爭中勝利後分封的。當時，劉邦的入封，一方面是出於戰勝項羽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受秦末頗有群眾基礎的社會分封思潮的影響。然而，這些諸侯王在經濟上佔據關東廣大的土地，軍事上手握重兵，政治上則專制一方。如此看來，諸王勢力確是帝國安定的隱患，同時也嚴重制約著中央集權。
這些諸侯不久即相繼發動叛亂，大漢帝國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很快便被客觀的反動因素打破，這些叛亂幾乎將劉邦漢江山攪得四分五裂。南宋劉辰翁和清代的沈德潛曾由末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推測，劉邦此時可能對誅戮功臣有「悔心」。其實不然，他臨終前仍下令征討或斬殺親信之盧綰、樊噲就是明證。盧、樊二人與劉邦之間，有超過其他嫡系的特殊關係。這也說明劉邦為確保和強化劉氏皇權，對誅戮功臣是在所不惜、至死無悔的。
在與異姓諸王的鬥爭中，劉邦的足迹踏遍全國，因而，在討伐英布的中途回到自己的家鄉，進而吟唱出「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不是偶然的，在這個人的喟嘆中，既有對平定天下事迹的回顧，又有對漢天子絕對權威即皇權至上的強調。
三、小結
劉邦起兵沛縣，以布衣起兵，提三尺劍，身經百戰，百折不撓，留韓信、請子房，用蕭何，破秦滅楚，打下了得來不易的江山而成帝業。開漢四百餘年之基業，為我國歷史展開嶄新而壯觀之一頁。其在討伐黥布時，就曾經被流矢射中，又因積勞成疾，於漢開國十二年甲辰崩長樂宮，享年六十三歲。劉邦在建國以後，面對著外憂與內患，在稱帝後的第七年(西元前一九五年)，率部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亂，在回京城長安的途中，經過故鄉沛縣，躊躇滿志，感慨萬端，由於長期生活在楚文化的氛圍之中，充滿浪漫情調的楚文化，不但培養了劉邦豪邁的氣質，而且還使他以恢弘的氣度關注楚歌、楚舞的優美形態，進而將楚文化的浪漫情調與英雄氣質交織在一起，張揚著楚歌、楚舞雄奇闊大的境界，而唱出此一氣勢磅礡的帝王之歌〈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此歌只有三句，二十三個字，歷經兩千年，傳誦不輟，魅力不減，其事絕非偶然。就其內涵而言，概括了英雄風雲的時代，凝聚了帝業的雄圖，流露了愛戀故土之感情，展現了帝王開國的氣象，灌注了劉邦一生的志業理想。就空間上而言，氣吞八荒;就時間上而言，囊括了過去、現在、未來。就詩的章法而言，即是依過去、現在、未來三段逐層推展的。緬懷過去，得意現在，遠慮未來。過去萌孕著未來，未來發展於過去，現在則是過去和未來之焦點與橋樑，三者渾然一體。
《尚書》云「詩言志」，此詩詞句激昂，氣勢磅礡，感情深沉，整首詩由現在的「歸鄉」而激發，從沛縣起事後，入咸陽，降子嬰，戰垓下。此後又敗陳豨，誅韓信，除彭越，滅黥布，剷除了異姓諸王的割據勢力，使得中國歸於大一統。詩中直抒胸臆，志氣噴薄而出，樸質真醇，動人心弦，而全詩核心在一個「威」字，劉邦不僅以武力統一全國，更在政治上確立制度，實施了一系列招賢納士，壓抑商賈，輕徭薄賦的措施，使得漢帝國的政權穩固。惟其威望達到巔峰。又有「安得」的遺憾，就劉邦即位的史實而言，四方實在未靖，匈奴外憂與異姓諸侯的叛亂，使得劉邦身心俱疲，像韓信、彭越等猛將，雖然幫助他平定天下，但伏誅之後，與之相若的猛將卻始終找不到，使得詩的情感再度轉折，而留下「安得」的憂慮。
宋代葛立方《韻語陽秋》曰:「高祖〈大風〉之歌雖止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陳岩肖《庚溪詩話》曰：「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慨遠大，真英主也。」 朱熹《楚辭集注》曰；「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傳者也。嗚呼，雄哉。」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清〕牛運望震《史記評註》曰：「大風歌亦楚聲也，雄風霸氣，悲壯激昂，真有籠絡一世，頓挫千古之槩。」 這些評語，說的正是劉邦氣概遠大的自豪之情。
漢十二年(西元前195年)四月甲辰，劉邦在長安宮安然而逝，五月丙寅，葬於長陵，享年六十二歲。立遺囑與呂后，以蕭何、曹參、王陵、周勃等長期追隨其創建皇朝的元勛大臣等輔政。劉邦的遺囑突顯了他的知人之明，其了解這些人的思想品格，才能作風，愛好與習性，優點和不足，雖有很大差異，但相信他們都是劉漢皇朝的忠貞之臣，能夠把他與蕭何等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忠實地繼續下去，因而將他們依次安排在最關鍵的崗位上，使他們能繼續為漢皇朝的鞏固和發展盡最後的努力。劉邦並沒有根據自己的偏愛對陳平之後的執政大臣，正說明他的高明之處。後來歷史的發展，證明了劉邦的遺囑所具有的高度預見性。
劉邦，這位中國的第一位平民皇帝，一生戎馬倥傯，經歷了三年反秦鬥爭、五年楚漢戰爭，七年的平叛之戰。在這些激烈的戰鬥中，劉邦發揮個人的智慧和果敢。在晚年的時候，遙想當年豐西首事時，伴隨身旁的，有多少是一同打天下的伙伴呢?在風起雲飛，群雄競逐之後，衣錦回鄉，唱這首詩時，抒發了完成統一偉業的喜悅，同時也表現出身經百戰、功成業就及求賢若渴而未得的憂心等多層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從漢高祖的善於用人、統御之術、人格特質、時勢的結果以及高祖晚年返鄉，回顧半生的戎馬生涯，唱出氣勢磅礡的帝王之詩〈大風歌〉，可看出漢高祖不愧為漢初的開國帝王。《張舜徽壯議軒日記》云：
暇思劉季亦是人傑，三代下善治民馭下者，蓋未有可與驂靳之人。桓君山既頌其獨識大體，李德裕又稱其善駕御英傑；苟能綜其行事以簡明之，足以裨益政事，惜今之治史者鮮齒及之。
在司馬遷筆下，我們可以看到劉邦特殊的性格與他政治才華的結合。但從項、劉二人俱觀始皇之反應，可看出知漢高祖劉邦的人格並非完美，《十七史商榷》載：
秦始皇帝游會稽，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高祖繇咸陽，綜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則津津然不勝其歆羨矣。陳勝曰：「壯士『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項籍口吻正與勝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既定，置酒未央宮，奉玉厄為太上皇帝壽： 「始大人常以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其言之鄙至此。
據此，則王氏從勝、項、劉的比較，看出「高祖似更出其下」，並連結高祖對其父炫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這二件事情來看，認為高祖「其言之鄙至此」。平心而論，王氏對劉邦人格的批評實屬公允。如前所述，劉邦在奪天下之前，為了逃命，將自己的親身兒、女的三次推下車去； 再看其為子之道，當項羽為逼退劉邦，將劉邦親父作為人質，置於高爼之上，欲烹之，以此要挾劉邦撤兵。但劉邦卻硬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反而說出一番無恥之極的話，竟要分一杯烹父之羹而甘心食之等等。但不可否認的是，劉邦善於用人、善與人同利的用人特性，以及寬宏大度、能屈能伸、能忍能讓、善聽人言，從諫如流等等人格特質，都勝於項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雖於最後得到勝利，成了大功，但自起兵至天下統一，踐天子位，甚至於到他死以前，是經過無數挫折危險，與艱難困苦的。並非一往順利，輕易成功。所以要表現他的人，是愈強調挫折危險，難難困苦，愈能顯示其毅力之堅、潛力之厚，能力之大。
最後，我們可以朱東潤之評語來下結論：「故項氏之興，以全楚率天下而亡秦，及其敗也，漢高以全秦之眾，撫有九江、淮南、衡山、豫章之地，重之以諸侯之師，而羽以楚之半當之，罷疲困頓，其不能濟，勢也。」」朱氏之語，可謂道出了劉勝、項敗的的主因，雖以「勢」作結語，實乃人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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